为什么我们没有“中国芯？该怎么造“中国芯”？

这两天，相信大家的Time line上已经充满中兴被美国制裁的新闻。从最初自媒体们批评中兴刀尖舔血“很蠢”、到中兴和政府喉舌发声不畏前途，网友们的舆论也顺着热点的趋势不断的产生变化。这其中，一些吐槽科研环境的文章曾出现，一些渲染情绪的文章也顺势而上，相关企业更是找到了好的宣传机会。这种全民讨论硬核技术话题的现象，被网友讽刺为：“怎么一夜之间都是行业专家了？”

的确，当观察君想要深入行业研究这一话题时发现非常困难，从业者文章中的那些技术词汇，就像生物科学和医学论文那样生涩，缺乏经验的外行人感觉就像在看天书。 

这种难度，也让目前评论这一话题的文章局限在皮毛之上，水的多了，理智者的声量显得极为稀缺。到底“中国芯”该怎么造？为什么没有“中国芯”？观察君觉得有必要对商业逻辑有个清晰的理解，这样才有助于关心“中国芯”的广大读者、形成客观的认知。

 

为什么“两弹一星”模式不适用于“中国芯”？

今天，证券时报终于用简短的标题发出了这一声音，过去文章中对科研环境、科研经费管理发出的微词，其实都比不上这一个标题的份量。想要造出“中国芯”，精神胜利法是不管用的，拿来主义更是自取其辱。

“中国芯”的问题在于芯片的发展，这是一个商业社会下的产物，民用计算机以及当下智能手机等泛计算机产品的诞生，一直没离开“美国核心”或者“外国芯”，完全是因为像美国这样的社会掌握了先决基础。

1971年世界上第一块微处理器4004在Intel公司诞生时，中国才刚刚完成了初级工业体系的建设、酝酿中美建交，那个时候中国还不是世界的一环。

尽管是这种局面，在1971年前，我国的“两弹一星”全部成果都已经落地并震撼世界。这种足够我们骄傲几个世纪的牛事，其实背后是有历史机遇在其中的，也更不能简单将军事研究与商业科研发展相提并论。

证券时报说：“两弹一星”成功当然离不开举国支持，更离不开奉献精神。“两弹一星”是奇迹，但同样符合常理。它的成功有客观因素，一是前期苏联的支持，二是不断吸取当时的外部成果，不是封闭的产物，三是参与者的素质非常高，受表彰的23位功勋科学家中21位有海外留学经历，其中16人拥有博士学位，他们都受教于民国时期的清华、西南联大等高校，人品正直，学风优良，他们与当时世界科技最前沿的距离很可能比今天芯片上的内外距离要小，特别是钱学森当时接触到了美国最前沿技术。

而显然，这种历史机遇不存在如今的芯片行业，也不能单单认为钱能解决问题，盲目的投入经费，最后风气不良的学术土壤只会将其吞噬、而无法产出结果。

 

这是一个讲究先来后到的行业

造“中国芯”需要什么？需要突围现有计算机产品软硬件生态、需要有企业不断的投入努力追赶、需要有模式型颠覆让中国核心站住脚跟。

观察君之前在写手机产业评论时，提到过一个概念，而这个概念也是适用于整体硬件产业的一条定理：劣势永远属于后来者，当一家新生企业想要做到优秀时，不光是在超越当下的对手，还要超越它过去的历史。

技术实力的积淀、专利大炮的填充、占据生态主导地位的这些老牌芯片企业，可以一手之力就能玩死中下游竞争者，然后改变市场价格赚取它想要的利润。

不过还好，因为商业市场互相依存，中国进军上游的机遇还存在。所谓韬光养晦，做到刘备寄居曹营门下、之后匹敌一方。传统例如显示器行业、储存芯片行业遇到发展瓶颈、后来者有了追赶的过渡期，新生如AI处理器业务是国家牵头拥有巨大市场优势迅速崛起，中国力量已经开始影响世界。

而在智能手机行业，以ARM架构为基础的自主研发已然迈上了进程，小米、华为的澎湃和麒麟可看做是掌握用户资源的一种逆袭。

就像苹果一家独大吞吃市场利润大头，一个决策就能影响上游芯片厂家股价一样，未来国内厂商自主研发的芯片占据份额形成影响力之后，这种“反常规”颠覆就能在我们这上演。

关于中兴这样的多元业务企业，核心被把控在别人手中，自己是做下游生产者，这种模式也是到了需要革新的时候了，这需要整个产业形成共识，专精发展策略之上也需要建立人才吸引的机制。

芯片行业门槛高企的今天，整个研发秩序从未像今天这样充满变数。5G、IoT、大数据、云计算以及催生的轻办公市场、虚拟现实技术市场，在改变着传统计算机业态、甚至将要革命移动互联的形态；这种趋势之下，中国机遇满满，因为它不局限在追赶阶段而是着眼未来谋求深刻变革。对于未来“中国芯”发展，观察君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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