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企业家更尊严,更伟大!

百家 作者:互联网观察 2020-06-28 18: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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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商韬略(id:hstl8888)
作者:冷思青


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
企业家的智慧和精神,民族的性格与品质,从来不在资产表上,但却是国家经济与社会的根基。



1940年夏天,60岁的美国富豪威廉·克努森接到了一份新的工作邀请。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决定,邀请他进入国防顾问委员会。

那一年,克努森到美国已经40年了。这个哥本哈根海关检查官的儿子,20岁那年孤身一人到美国创业。最终将自己供职的通用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工业企业。

在通用的崛起过程中,克努森坚信:“精度是大规模生产唯一的指导方向。”在他的努力下,通用摆脱了只追求高速生产的“车间形态”,真正走上了现代制造业的康庄大道。

在此基础上,他还开创了“灵活性大规模生产”的管理方式,将组织生产的实际权力,下放给了五个主要工厂的经理。这种管理模式的创新,一举奠定了通用在美国制造业领域的强势地位。

1937年,克努森正式成为通用汽车总裁,3年后,他将通用的运营之道传遍美国,创造出这台改变世界的、史无前例的巨大生产机器。

▲威廉·克努森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当“二战”战火燃起时,大多数美国人对这场远在欧亚大陆上的战争并不关心。但罗斯福总统却意识到:战争即将到来,美国是时候作出反应了。

罗斯福找到了自己的政治盟友、“一战”时代的战争工业委员会主席巴鲁克,希望他能够出山,将美国巨大的生产能力动员起来,为即将到来的战争服务。

总统满以为巴鲁克会接下这份已经不算陌生的工作,但这位帮助美国打赢了“一战”的军需大家却对罗斯福说,能将被经济萧条折磨了十年的美国变成一台高效战争机器的并不是自己,而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工业大亨——克努森。

然而,“老朋友”向罗斯福力荐的这位能为无米之炊的“冯妇”,却与罗斯福和执政的民主党关系并不融洽。不仅克努森本人对罗斯福新政有着诸多批评,在克努森身后,通用、福特为首的工业大亨们,也在等着看这位铁腕总统的笑话。

罗斯福和巴鲁克对克努森能否“出山”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克努森的家人也劝他不要去趟这趟费力不讨好的浑水,但60岁的富豪还是爽快地答应了邀请:

“这个国家待我不薄,我要报答这份情义。”



历史证明,美国企业家们在这场空前绝后的世界大战中,发挥了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

1938年,第一批来自英法的战时订货单送达美国。这批订单总额高达3.5亿美元,其中8400万用于采购飞机发动机。当时,美国洛克希德航空公司的总裁罗伯特·格罗斯对英国空军说:

“请给我48小时,看看我们的工程师能拿出什么来。”

两天后,洛克希德的工程师们向英国人展示了他们的杰作——一台用大型客机改装成的远程中型轰炸机。后来,这款名为“洛克希德-哈德逊”的轰炸机,为新任英国第一海军大臣的丘吉尔,献上了空战的首胜,也奠定了他次年取代张伯伦、入主唐宁街首相官邸的基础。

之后,英国又从美国订购了1500架这种大型飞机,在后来的英伦空战中,它屡立奇功,捍卫着英国的海上疆土。

洛克希德展示出美国深厚的工业能力。但要将其转化为真正强大的战争实力,绝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

哪怕大萧条11年后的1940年,美国经济依然没有走出阴影:人均收入只有1929年的三分之二,失业率高达16%;企业生产维艰,全国钢产量只有危机前一半,每月只有4艘新船下水。

美国政府同样面临国债危机,不得不大幅削减军费,以应对庞大的财政赤字。

美国人不想参战,美国的企业和工人,也无力支援战争。

▲英法敦刻尔克大撤退  图源:电影《敦刻尔克


1940年5月,英法在纳粹面前节节败退,整个欧洲即将沦陷之际,罗斯福发布紧急动员,要求美国实现年产50000架飞机的目标,希特勒此时却公然嘲笑道:“除了选美王后、百万富翁、毫无意义的记录和好莱坞之外,美国还有什么?”

某种程度上,这位“混世魔王”对自己未来对手的现状判断是准确的。

当时,美国陆军只有6家兵工厂还在运转,85%的机器用了10年以上,有些甚至是南北战争时代的“老古董”;一个装甲旅只配备了325辆坦克,甚至日常维修的零件,都要旅长自己掏腰包添置。而此时纵横欧陆的德军,每个装甲旅却配有2000辆先进的坦克。

萧条境况下,美国人在纳粹的战争机器面前,仿佛也像英法一样虚弱。

但是,希特勒却没能料到,克努森和他的团队,竟成为了改变世界的支点。



1940年夏天,克努森正式进入国防顾问委员会。这是一个没有法律地位、不设主席,“除了总统委托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事务”外,没有任何权威的临时机构。

当时,“反战”气氛充斥着美国社会,没有人愿意放下手头为数不多的赚钱机会去为战争做准备;习惯了“令行禁止”的军方却觉得,下个命令把生产任务摊派给企业最为“干脆”。

克努森制止了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

作为一本行走的制造业百科全书,克努森深刻理解,制造钢盔、枪托、吉普车和生产脸盆、拖把、拖拉机一样,都需要完善的管理机制、成熟的市场运作体系,以调动生产链上从企业家到每个工人的最大积极性。

他必须行动起来。

首先,他需要一个专业而高效的团队。很快,克努森说服了五位汽车、航空、军事工程、通讯等各领域“头部企业”的高管,以及深知美国造船业现状的海事委员会主席杰里·兰德,组成了他的“六人团”。这支团队凭借强大的人脉与魅力,走遍全美,说服企业家纷纷转投军工生产。

在残酷的战争面前,没人知道,武装一个国家需要调动哪些产能和企业。但是,这些企业家们却成功把各个工厂的扩建、转产安排得明明白白:

扩张车床、铣床、钻床等工作母机的产能,是撑起整个军事工业体系的核心,由谁来接手这笔订单,成为这场美国“大生产运动”胜败的关键。


克努森决定将这笔关键订单砸向汽车业,美国发达的汽车工业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41年,18.5万台工作母机抢先下线、投入使用,奠定了美国制造咆哮式大爆发的基础。

从1940年夏到1941年冬,在公共数字专家泰西·梅主持下,克努森和国防顾问委员会终于完成“战争账册”的编纂。在这本生产物资、生产预测的总表上,详细罗列了战争所需的物资数量及其相互关系,从坦克、防毒面具到军装用的棉花几乎无所不包。

凭借这本“战争账册”,美国人终于摸清了,打一场世界大战到底要动员多少物资储备和工业能力。

当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时,这台可怕的战争机器已经准备就绪。克努森手握1000亿美元战争合同,奋力洒向美国百强企业。以通用、福特、杜邦、陶氏化学等工业巨擘为首,2.5万家一级承包商、12万家分包商,一夜之间全部被动员了起来。

为了让战争机器加速运转,克努森更向罗斯福提出一个“胆大包天”的计划:除了直接贷款或注资,还将政府向企业订单分期付款的期限,大幅缩短到5-6年。这比希特勒7年分期付款的计划更短,也意味着在工业军备竞赛中,美国企业仅凭强大的现金流就更胜一筹。

这种基于现代原则和民用经济的军工生产方式,被称为“克努森原则”。

战争后期,希特勒不是没想过借鉴这种生产方式。但那时,德国的民用经济早已被军事工业所摧毁,极权式的军事生产,根本达不到美国的效果。

在克努森团队的组织下,美国在短短6年内,为同盟国提供了三分之二的军事装备,包括8.6万辆坦克、250万辆卡车和50万辆吉普车、29.4万架军用飞机、8.8万艘舰艇(含147艘航母),以及终结“二战”的原子弹。


与国休戚的美国企业家们,完成了这项逆转乾坤的伟业。

整个过程中,他们没有掌握政治、军事权力,却奇迹般完成了高度计划经济的苏联都没能完成的巨大生产任务。

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都不由感叹:

“如果没有美国的产能,同盟国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

事实证明,只要给企业家一个机会,他们就能为国家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巨大价值。

对崛起中的大国而言,企业家的组织力、协调力,更是国家最宝贵的战略财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家们不断为世界贡献着他们非凡的力量。而从新冠疫情爆发至今,他们也一直在用行动证明:中国企业家,可以成为改变世界的巨大力量。

从前线抗疫到后方物资支援,乃至疫情恢复期的复工复产,他们在这场大考中,向世界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疫情爆发短短一周内,中国就有150万家企业,向武汉捐献了45亿元善款和各类物资。

除了直接捐助,中国企业也不忘发挥专长,为抗击疫情发挥特有的作用:

从武汉封城之日到2月12日,来自全国超2500吨防疫物资以及民生应急物资,通过京东物流送达武汉及周边地区。

2月12日当日,京东又接下了建造“湖北省应急物资供应链管理平台”的艰巨任务。

整个疫情期间,这个平台持续不断为武汉提供了大量救命的药品和物资。

京东物流CEO王振辉,在总结京东抗击疫情的经验时谈到:

“从物资专项小组快速成立到前线快速决策,再到一线仓储员工、货车司机、快递小哥的充分执行,一线的京东物流员工是此次应急物资筹集、协调、运输、分发的最核心优势。”

在那样的关键时刻,这就是维系武汉与外界联系的生命线。

▲2月7日,京东物流武汉仁和站

从1月22日到3月30日,美团在武汉合计送出了396万份外卖订单,配送商品从生鲜、食品、药品到口罩,几乎无所不包。在这两个多月里,武汉1万多名美团骑手参与配送,其中接过医院订单的骑手比例达到54.1%,更有34.7%骑手完成了三次以上医院配送任务。

在那样的隔绝时刻,这就是无数患者、家庭、医院与外界沟通的生命线。

疫情期间,腾讯为各种物资供需信息提供专业平台,丁香医生团队则每天向全国及时播报最新的疫情数据和资讯。

在全球抗疫战场上,中国企业家也提供了大量的抗疫资金和物资捐赠,为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美国慈善监督组织Candid的统计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家创办的“字节跳动”和“阿里巴巴”在抗击疫情的全球捐款中分列第三位和第十二位。

而英国广播电视公司BBC更清楚地指出:

“这份清单不包括重要物资的运输,在全球疫情的现阶段,一些国家可能认为,物资比资金更重要。而除了活跃的马云以外,几乎没有人能够将物资直接送到需要的人手中。”

美国作家克拉克·邓肯也称赞说:

“他(马云)有能力、有财力,把一架中国物资飞机从杭州开到亚的斯亚贝巴,或任何需要的地方。”

向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捐赠出1亿多件防疫物资。马云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企业家的善意和力量。
全球抗疫之战中
中国企业家赢得世界性声誉

出色的抗疫表现,不但为企业赢得了巨大声誉,也为企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价值。

胡润研究院数据显示,新冠疫情爆发头两个月,全球百强企业家损失了2.6万亿市值,相当于过去两年半积累的财富,一夜“清零”。

但最先遭受疫情冲击的中国企业家们,却创造出了不俗的业绩。

疫情期间,中国企业迈瑞医疗向全世界提供了价值47.4亿的医疗器械,这家企业的市值也因此增加了50%。

在这几个月里,全球百强企业家中,只有9人的财富获得了正增长,他们全部来自中国;此外,百强企业家榜单上,中国增加6人,印度减少3人,美国减少2人;合计数量为:美国34人,中国29人。

而两个月前,还是美国36人、中国23人的格局。

一升一降的背后,是中国企业的力量在崛起,中国企业家的实力在增长。

在这场全球抗疫的“世纪之战”中,光彩熠熠的中国企业家背后,是一个伟大复兴的民族,在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下,展现出的巨大潜力。



1980年代,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缺少创新精神的国家。

40年后,这句话听起来已经不太有说服力了。移动支付、共享经济、中国制造、“基建狂魔”……21世纪中国经济展现出的创造力,足以让世界惊叹。

这背后,离不开每一位中国企业家的辛勤耕耘。

1983年,只有小学文化的家曹德旺,接手了一家年年亏损的乡镇小厂。几十年后,他的福耀玻璃,不但改写了中国汽车玻璃依赖进口的历史,还成为宾利、奔驰、宝马等豪华品牌的全球供应商。

80年代中叶,还在倒腾冰箱零部件的李书福,凭着“汽车就是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的执拗,开始疯狂造车的历程。如今,不但成为驰名中外的汽车大王,甚至将“百年老厂”沃尔沃收入囊中。


而20年前的世纪之交,马云的阿里巴巴刚从软银手中拿到第一笔投资,当时谁也不会想到,“电商”会在短短几年后,开始一步步占据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商品交易市场。

那一年,马化腾险些把聊天软件OICQ以60万的价格,卖给深圳电信数据局;当时,任正非在欧美拿到的第一笔订单却只有38美元,只能把目光投向独联体各国,那时的他可能不会想到,日后的华为,不但能与苹果、三星等全球巨头一决高下,甚至会引发美国的恐慌和打压。

美国称霸世界的力量之源,正是来自于身后的企业和企业家;中国改革开放的崛起与活力迸发,需要不断推动社会进步、积聚国家力量的源泉,同样要依靠不计其数的企业和企业家。

短短40年,中国的企业家们,一次又一次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他们从来不缺乏勤劳和智慧。他们的创造力,不仅书写了中国经济的奇迹,也成就了中国文化的奇迹。

今天,当世界面临疫情的共同挑战时,中国企业家所展现出的创造力,再次震惊世界。

就像曾经写出《阿里巴巴:马云的商业帝国》的邓肯·克拉克所说的那样:“这是目前世界所面临的一场重大危机,所以需要任何能帮助缓解这些压力的人。”


20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大师熊彼特曾指出:企业家精神是产品创新的驱动力,以及企业推动改革进程的关键引擎。现代企业管理之父德鲁克更进一步指出,以创新为核心的企业家精神,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2017年以来,对这种“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不断出现在中国国家战略布局之中。全社会都在努力为企业家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而在这次疫情中,中国的企业家则拥有了绝佳的机会,向全社会展现这种特有的作用、贡献和力量。


一百多年前的世界舞台上,美国还是一个孤悬在欧洲大陆之外的“局外人”。但是,美国的企业家们却已经将现代的管理方式和生产组织形式运用在了制造业上。当两次世界大战的烽烟燃起,这批以创新为生的企业家们,已经为美国积攒了足以赢得整个世界的丰厚家底。


半个世纪以前,日本在二战之后几乎成为一片废墟,但日本的企业家们却在这片废墟上,乘着技术革命的春风,用高科技产业生生制造出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昭和元禄时代”,让国家快速走出战争阴影,成为世界最发达经济体之一。

困难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意志化为行动,却可创造改变,造就新时势。

2020以来,人类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为纷繁复杂的巨大挑战中,但中国企业、企业家在最困难时刻爆发最大的力量:从全面支援抗疫到复工复产,他们因应创新,主动作为、承担、贡献,在艰难中让生活继续,让生产与消费继续,也让经济继续,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继续。

企业家的智慧和精神,民族的性格与品质,从来不在资产表上,但却是国家经济与社会的根基。疫情给我们带来困难和挑战,但也激发创业家、企业家,乃至全民族的斗志和创新创造。我们认为,这就是中国经济最大的利好,也是中国的最大利好。

1889年,内外交困的清政府任命薛福成出使英、法、比利时、意大利四国,考察洋务,代办机器并采购军火。考察归来,他写下这样的话: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

今天,薛福成的话,依然管用。

不同的是,今天,我们已经拥有如此优秀且有力量的企业家群体,我们期待企业家们以更大力量的发挥为社会更多贡献,也期待社会通过这次疫情,更全面的看到企业家的作用和贡献,并尊重、守护他们更大的作用发挥和创造与贡献。

让中国企业家更尊严,更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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