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雷特宣誓就任美国大法官，即将参与摇摆州邮寄选票纠纷裁决

美国当地时间26日晚，参议院投票确认了由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填补上个月已故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留下的空缺席位。

最终的投票结果是52票（支持）对48票（反对），除了缅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苏珊 · 柯林斯(Susan Collins)以外，所有共和党参议员都投票支持，同时所有民主党参议员都投票反对。这是美国150年来首次没有少数党投票赞成而通过的大法官任命。

参议院投票通过巴雷特任命

共和党打破两党共识

投票结果意味着现年48岁的巴雷特将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第115位大法官，也是有史以来第五位女法官，同时还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大法官。巴雷特的当选也意味着最高法院内的保守派大法官将对自由派大法官持有6：3的绝对优势，这可能会改变未来一系列对美国社会有着重大和深远影响的案件的裁决，其中包括奥巴马医保法案以及任何与2020年大选有关的潜在争议。

在当晚投票前，共和党领袖、参议员米奇 · 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说：“本届政府和本届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所做的，是以完全符合参议院规则和美国宪法的方式，行使美国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

而愤怒的民主党领袖、参议员查克 · 舒默（Chuck Schumer）回击称：“你可能会赢得这次投票，巴雷特可能会成为下一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但她将永远、永远不会恢复她的信誉。下一次美国人民在国会给予民主党多数席位的时候，她将丧失告诉我们如何管理这个多数席位的权利。”

巴雷特大法官的任命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关注和争议，是因为几十年来国会两党曾形成共识：在举行大选前，总统不应向最高法院提出新的任命，而是应等待选民决定选出下一任总统后，再由总统任命。在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选举年），奥巴马曾试图任命一位空缺的大法官席位，但当时的参议院和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对此表示了阻拦。 而在今年总统大选前两个月，麦康奈尔却坚定支持总统特朗普的大法官任命。

美国保守派智库公共司法中心（Center for Public Justice）创始人詹姆士·斯基兰（James W. Skillen）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大多数选民，包括许多共和党人，都认为旧的模式是最好的，新的任命不应该在距离大选前如此短的时间内仓促决定。然而，参议院共和党人担心特朗普会输掉选举，同时共和党也可能会输掉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将控制权拱手让给民主党，因而才会如此急迫地推动大法官任命。

巴雷特在白宫宣誓就职仪式

誓言裁决不受政治影响

当晚的投票通过后不久，白宫为巴雷特举行了宣誓就职典礼。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称，根据白宫高级官员的说法，巴雷特将有两次宣誓，第一次关于一项宪法性的宣誓将于当晚在白宫举行。27日（周二）上午她还将参加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主持的司法宣誓。

巴雷特在宣誓就职仪式结束后发表讲话，表示她将在最高法院的工作中“独立”于政治分歧以及她自己的立场偏好。

“我的美国同胞们——尽管作为法官不会面临选举，但我们仍然为你工作。正是你们的宪法确立了法治和司法独立，这对宪法至关重要。我今晚庄严宣誓，其核心意思是，我将毫不畏惧、毫不偏袒地履行我的职责，不受政治派别和我个人偏好的左右。”巴雷特说道。

当晚在户外举行的就职典礼有将近200人参加，白宫方面称采取了社交隔离措施，座位之间留有空间，并且每个人都需要佩戴口罩。一个月前，在白宫举行的特朗普提名巴雷特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活动后，有至少10名与会者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特朗普本人此后也确诊。

在宣誓之后，巴雷特将可以立即参与最高法院的工作。她的影响力也将马上显现。当下最受关注的议题莫过于美国大选，大选关键摇摆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此前关于邮寄和缺席选票有效日期的纠纷正有待最高法院的裁决。此前，最高法院的8位大法官以4：4的票数暂时否决了共和党向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提出的该州邮寄选票统计过程不应该受疫情影响而作出相应的延后调整的要求。

一人恐难以带来即刻改变

巴雷特上任后的最高法院将如何应对未来大选中可能出现的诸多争议话题，将是全社会的关注焦点。同时，未来美国最高法院将面临的重大案件还涉及平价医疗法案、特朗普政府签署的移民计划、LGBTQ群体的权利以及人口普查等重大议题。

“直到大约30年至40年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都很少引起轰动，因为参议院所要做的主要是评估候选人是否称职，并是否有足够的经验在法庭上任职。但是在过去的三四年里，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意味着总统提出的大法官候选人经常受到与总统所属不同的政党的挑战。而人们的担忧主要在于，美国的司法是否会朝着参议院多数派政党所持立场的方向发展。” 斯基兰说。

斯基兰强调，当最高法院裁定某些重大议题时，他们所能做的首先是审查在历史上已经判决的相类似的案件。很多时候，谨慎的法官不希望以超出案件本身的特殊性对案件作出裁决。例如，即使是持反堕胎立场的法官，可能的做法也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他们面前案件的某些合宪性，而不是试图推翻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 美国最高法院1973年对堕胎权的里程碑案件）。同时，假使法院的裁决后果意味着推翻大量既定的社会模式和体制，通常情况下最高法院将在下级法院的裁决中寻找“某种补救办法”，给予社会充分的时间进行调整和改革，而不会带来立即的改变。

这也是民主党人非常关心的问题，就在大选结束一周后，最高法院已计划就白宫做出的推翻奥巴马医改法案的决定迅速做出裁决。目前这一上诉已经被下级上诉法院驳回，白宫正在向最高法院提出最终上诉。

“我所了解到的大多数法律界人士都认为，即使巴雷特已经就任大法官，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法官也会拒绝白宫的提案，因为该法案论据太弱，而且没有‘补救办法’。换句话说，总统和国会没有替代性的医疗保健计划可以填补撤销奥巴马医改造成的数百万人的空缺。”斯基兰告诉澎湃新闻。

巴雷特法官是特朗普总统提名的第三位最高法院法官，在过去四年，特朗普已经提名通过了162名新地区法院法官和53名上诉法院法官，大约占整个联邦上诉法院的三分之一。即使此次大选特朗普失败，在他离任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仍可以对美国的法律和政策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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