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农民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

百家 作者:创业财经汇 2021-01-12 22:46:21 阅读: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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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明白知识er

来源 | 明白知识(mingbaizhishi) 已获授权


2021年虽然来了,但2020年的许多事,仍没有翻篇。

印度人民跨越新年的示威游行,仍在德里上演。

这场游行始于2020年末,如今已经持续了至少40多天。

2020年12月初在新德里与哈里亚纳邦边界。
成千上万的农民及其支持者在该地区的多个地点进行了示威。
图片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游行的主角是印度的农民和一些从事农业的工人,他们主要来自印度北部的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两个农业大邦。


实际上,从去年10月开始,这两个邦的农民已经在当地发起抗议。

到了11月,他们掀起了「到德里去」(Delhi Chalo)的运动,将抗议示威游行从地方邦扩展到首都。

11月26日,一场全国性的24小时抗议活动,更是使印度全国参与这次抗议的人数,达到人类历史最大规模:2.5亿人!而成千上万的农民,带着大米和香料,在德里驻扎营地。

有的甚至拖家带口前去,以表示对这种抗议的决心——不达目的,绝不回去。

在12月初,农民封锁了五条通往首都新德里的道路,开始与政府对峙。


到了12月下旬,印度农民的口号变成了「全国示威」(Baraht Bangh)。

矛盾还在一步步激化中。

| 印度农民用拖拉机和卡车堵住了新德里周边的交通要道
图片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截至12月19日,印度感染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已有1000万,饶是这样,农民们还是要扩大示威规模。

愤怒的农民在新德里边界处与印度警方发生激烈冲突。

农民冲击路障、投掷石头,警方则发射水炮与催泪弹。

莫迪(Modi)政府虽一度表示可以对话,但收效甚微。

示威游行中发生的暴力,图为一名抗议者试图与警察对抗,这名示威者是锡克教徒,而这一次游行示威的主要参与者就是锡克教徒。
印度农业的主要地区旁遮普的主要宗教就是锡克教,锡克教信仰人数占印度人口的接近2%,是印度的第四大宗教。
图片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政府与农民的矛盾如此之深,以至于农民不顾疫情和严寒,在病毒的威胁下,在冷风之中,坚持抗争。

抗议的起因,来自莫迪政府在2020年9月出台的三部农业法案,它们几乎在没有征得农民同意的情况下通过了。

农民对法案非常排斥,为此进行示威游行。

农民在抗议什么?

印度是个农业人口大国。

2007年,印度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数的60%;到了2014年,仍然有49%为农业人口;2020年,农业人口虽然继续下降,但依然有接近42%。

也就是说,印度农业人口将近6亿人,比中国还多2亿人。

而在印度依靠农业为生的人,实际上比农业人口的数量还要多,有60%的人口从事农业相关工作,约8亿人左右。

印度的农民与发达国家的农民不同,86%的农民都是缺乏议价能力的小农。


但在现有的农业政策规定之下,数量庞大的印度农民,并不直接在市场上销售农作物,价格也非市场定价,只能通过有牌照的中间商来进行交易;为了防止囤积居奇,农民也不能建仓库囤积农作物。

这些中间商,受到印度农产品营销委员会(APMC)的监督,他们与农民在各个邦APMC监管的mandi(类似于农村小集市,但性质不同,以下将印度农民进行正式交易的监管市场直接用「mandi」表示;当指代整个交易体系时用「Mandi体系」表示)进行交易,然后再进行转卖。


在这样的垄断之下,农民受到的盘剥,可想而知。

一些中间商为了拿到牌照,和地方的APMC进行腐败交易。

羊毛出在狗身上,拿到牌照的中间商,自然会通过压榨农民,来赚回行贿时给出去的钱。

由于农民只能卖给数量有限的中间商,几乎没有议价能力。

对于印度规定的特定农作物,比如大米、小麦、棉花等,中间商基本上是以最低保护价格(Minimum Support Price,MSP)来进行收购。

而且,mandi能给农民提供的服务,非常有限。

在2019年,印度全国的mandi加起来,也只有6630个;平均每个mandi能够覆盖的服务范围为463平方公里。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大户才有能力出得起路费,将农作物运到当地的mandi给中间商收购。

而能去mandi的农民,好不容易辛辛苦苦把农产品带过去,肯定不愿再带回家,更何况,很多农产品容易腐坏,如果不卖掉,就会完全亏本。

这时,有牌照的中间商,正好可以乘机压价。

其他小农,农作物数量本身不具规模,利润薄弱,出不起路费折腾。

所以,大多数小农只能将农产品卖给上门收购的私人采购商。


相比较而言,私人采购商的价格要低于Mandi体系提供的MSP。

对于私人采购商,农民也没有议价能力,如果不及时卖出去,就会坏掉。

因此,上门的私人采购商也会尽量压价,农民为了保本,偿还债务,不得不低价卖掉。

结果就是,能卖给mandi的是极少数大户,他们对Mandi体系也更为满意;卖给私人采购商的是绝大多数小农,他们对私人采购商更加不满,也更渴望得到价格保护。

这是现有的Mandi体系的问题:它无法服务大多数农民。

而且,不管是在mandi进行交易的大户,还是在系统之外与私人采购商进行交易的小农,都无法通过市场价格来做买卖,只能任凭采购方叫价。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去年9月,莫迪政府通过了三项农业法案,分别是《2020农产品贸易和商业(促进和便利)法案》、《2020农民(授权和保护)价格保证协议和农业服务法案》和《2020基本商品(修正)法案》。

莫迪推出的三份农业改革法案,目的是要解决现有体制的弊端,将农业交给自由市场。


看上去,法案是在改善农民的处境。

既然如此,为什么农民反抗如此剧烈呢?印度乡村媒体Gaon Connection在法案出台后,对印度16个邦、53个地区的5022位农民做了快速调查。

调查发现,农民对法案的后果,并不乐观:(1)39%的农民,认为新法案会让现有的Mandi体系衰落瓦解;
(2)39%的农民,认为新法案会使得MSP被取消;(3)59%的农民,认为MSP应该写入国家法律,强制实行。


在农民看来,法案正式承认现有体制之外的私人采购商交易,会使得Mandi体系衰落。

首先,私人采购商不像Mandi体系内的中间商那样,他们不用牌照认证、不用交租税,还可以囤货,他们的经营成本比mandi里的中间商要少得多。

一开始,为了抢占市场,私人采购商可能会开出比较好的价格给农民,而农民由于可以交易的地方比之前多了,加上价格也不错,会愿意将农作物卖给私人采购商。

随着私人采购商与农民的交易比重越来越多,Mandi体系的优势不再,就会因此而衰落。


但是,农民认为,在Mandi体系消亡之后,那些私人采购商,就会显露出真面目,开始压低价格、欺负农民。

他们会比现有体制下更加贪婪、更加强势。

由于没有了Mandis体系,没有了APMC的管制,私人采购商的市场行为,并没有提供MSP的义务,MSP就会随之消亡。

MSP消失后,农产品的价格没有保障,农民会比现状更惨。

比如,当大米和小米等农作物大丰收时,由于生产过剩,市场价格会下降,农民就会遭遇「多收了三五斗」的困境。

如果有MSP的保护,农民至少还能保住成本;但如果连MSP都没有,农民会连成本都一起赔掉。

农民更加担心的是,尽管现在Mandi体系也有问题,但至少还有APMC可以监管,可以投诉。

可如果Mandi体系一旦完蛋,那些毫无议价能力的农民,由于交易量小,在和私人采购商交易时,并不会签订正式的交易合同(即便签订,企业提供的合同也是霸王条款性质的)。

如果交易出了问题,没有合同,该去找谁投诉呢?APMC已经没有了。

找政府吗?没有合同,如何证明交易行为的发生呢?政府也无能为力,农民投诉无门。

去法院打官司吗?
弱势的农民,怎么能和有专门法务的企业相抗衡呢?农民认为,到那个时候,自己就会像待宰的羔羊,被这些狼群给吃掉。

从Mandi体系瓦解,到MSP消失,再到投诉无门,印度农民根据现状所做出的推测,让他们非常既愤怒又担忧:农民并不是自由了,而是被政府抛弃了,抛弃给了贪婪的市场。

莫迪为什么要改革?

如果早知道农民反弹会如此之大,莫迪还会进行农业改革吗?答案是:会。

在莫迪看来,印度农业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而像目前这样的农业改革,在他执政前的所有政党以及政府,都想推行这样的改革,但没有能力通过,只有他通过了。

印度农业问题由来已久。

印度北部谷物市场中的工人。
图片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印度与中国,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粮食问题也都是首先要面对的难题。

独立之后的印度,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当时的政府倾向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由于一开始计划经济侧重于重工业,导致农业受到冲击,在1964-1966年间发生两次饥荒。

于是在1966年,当时的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组织开展「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以提高农业发展力。

所谓「绿色革命」,就是通过耕种和灌溉方式的改变来提高生产力。

从1966年开始,印度大量引进了高产品种种子、拖拉机、杀虫剂、灌溉设施。

一时间,印度农业蒸蒸日上。

技术的革新不仅让印度农民有了温饱的保障,还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在旁遮普地区,1970年农民收入增长了70%,这里也是「绿色革命」提出的地方,成为印度粮食的主要来源。

但是,「绿色革命」的问题也显而易见。

过度使用杀虫剂一类化学品,以及过度耕种,都使得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土地肥力降低,一些土地重新变为无法耕种的荒地。

而像高产品种的种子,只能在特定的地方使用,不具备普遍性,这导致了印度农业发展的不均衡。

在此之后,印度的大米和小麦虽然产量持续增加,一些其他作物却总是供应不足,这造成了多次价格危机。

印度小麦和大米的产量情况,相比之下,大麦几乎没有增长。
可见印度农业发展的极度不均衡。
图片来源:VOX

另外,随着耕种不断细化,对技术的要求也更高,印度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往往使其无法正确耕种,而他们仍需要持续不断地购买昂贵的农药,维持灌溉系统。

于是,农民开始求助于高利贷,最终陷入财务危机。

印度农村的负债情况,从1991年到2013年,一直有上升趋势。
图片来源:BBC

财务问题在旁遮普等北部地区尤其显著,那里的农民由于还不上贷款,只好自杀。

旁遮普的农民自杀人数在90年代初就增加了52%。

2019年,旁遮普的农民自杀持续增加。

印度农民自杀人数情况。
图片来源:Al Jazeera

据旁遮普媒体报道,在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600多天中,就有919名农民自杀。

放眼整个印度,单单2018年与2019年就有2万农民因债务自杀。

图为因债务危机而自杀的农民兰迪尔·辛格(Randhir Singh)的妻子和孩子。
疫情到来后,莫迪政府采取封锁,致使农民无法偿还债务,辛格就是其中之一,他选择了卧轨自杀。
图片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绿色革命虽然帮助印度摆脱饥荒,但是并没有帮助印度摆脱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

在印度,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分布在农业,收入低,边际产出差。

印度农业工资增长情况,近年来,印度农村人口的工资增长放缓,且常年有波动。
图片来源:Al Jazeera

农业人口数量虽多,但创造的GDP却非常有限。

2014年,印度农业人口有49%,其GDP却只有17%。

从1960年至今,印度农业人口虽然数量在下降,却远赶不上所占GDP比例下降速度。

图为印度农业、林业与渔业的GDP占全部GDP的变化,从1960年到2010年持续降低。
这一部分由于工业发展,农业变得不那么重要,但仍能看出农业自身在缩水。
图片来源:VOX

印度农业处于一种窘境中,情况已经恶化到了一定程度,改则积重难返,不改也无法忍受下去了。

而印度人因为农业政策走上街头,也不是一次两次。

比如在2007年,印度西孟加拉邦就曾发生暴动,当时由于食物配给的腐败现象发生大规模暴动。

再如2010年,印度就爆发了「洋葱危机」,由于洋葱在印度人的饮食中居于主导地位,在洋葱产地降雨不畅的情况下,洋葱价格急剧上涨,这使得两万人走上新德里街头示威。

大改伤筋动骨,小改又无济于事。

这是莫迪政府面临的困境,更是印度农业的困境。

所以,莫迪做了改革。

但自由市场的好处,莫迪并没能说服农民相信。

莫迪的老问题

实际上,除了三部法案可能会带来的后果,莫迪本人对农民抗议的态度,也成了激怒农民的原因。

法案的颁布,非常有莫迪的个人行事风格:突如其来,不给准备,强行实施。

还记得莫迪掀起的轰轰轰烈烈的废钞运动吗?2016年末,莫迪政府以打击腐败和洗钱理由,突然宣布废止500和1000卢比面值的纸币,并发行新钞。

不管出发点如何,事实上,这次草率的运动,对印度经济的破坏非常巨大,2017年,印度的GDP增速就立竿见影地下滑。

印度农业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农民无法及时购买种子、农药和肥料,水稻得不到收割,造成损失。

疫情下的印度,莫迪的抗疫政策也带有这种「鲁莽」的特点。

比如,印度在去年整个2月都没有采取应对措施,结果在3月份,当疫情在欧洲和美国大面积爆发后,莫迪连忙在2020年3月25日颁布封锁令,全国不论每个邦的感染情况,一律实行封锁。

2020年3月24日,印度总理莫迪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全国实施封锁。
图片来源:downtoearth.org

留给印度人民的准备时间有多少呢?仅仅四个小时。

史上最严封锁令生效后,印度还实行了宵禁,禁止在宵禁时间外出,这又严重影响了人们采购日常物资和从事经济活动。

尤其是印度为数众多的小时工,因为无法外出干活,只能坐以待毙,要么被冒着违反禁令和病毒袭击的风险外出,要么待在家被饿死。

莫迪政策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到了2020年5月,印度GDP已经同比下跌了20%以上,失业率则达到历史最高值27%。

农业的影响更是首当其冲。

在农业改革上,莫迪也犯了同样的问题。

如果法案真的对农民好,但以霸道蛮横的方式通过法案,只会让农民感觉到:你说你为我好,但你的态度让我感到非常不好。

这些法案也许出发点是善意的,却不能使农民满意,反而感到自己被侮辱了,开始怀疑这背后是否有阴谋,自己的利益不仅不会被维护,还有被出卖给私人企业的危险。

而莫迪在农民游行后的强硬态度,更是加深了农民的这种怀疑。

双方于是进入了耐力战。

2020年底游行中,农民制作稻草人,并将莫迪画像贴在稻草人的脸上。
有一些地方的农民点燃了制作的「莫迪」,以表示自己的不满。
图片来源:seattlepi.com

农业改革法案,在内容上,莫迪没有让农民理解自由市场所能给到的种种好处,没能赢得他们的头脑;在形式上,莫迪也没有让农民感受到尊重,觉得自己是被善待的对象,没能赢得他们的心灵。

而且,万一法案实施后,效果压根就不好呢?这种粗暴蛮横地颁布法案的方式,其实就是对农民既有权利的侵犯。

不仅如此,在德里大游行爆发后,莫迪面对规模庞大的示威人群,再次动用他的民族主义武器,将抗议归因于阴谋。

莫迪政府否认游行是因为农业改革法案问题。

政府的高官,要么称这是左翼的渗透运动;要么称示威者是在反印。

甚至有官员说,参与游行的人,是在搞「卡里斯坦分离主义」(Khalistanism),因为他们都是从旁遮普来的。

「卡里斯坦分离主义」的目的,是要建立以锡克教人为主体的卡利斯坦国。

卡利斯坦的范围涵盖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等地区,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在活跃。

1984年,英迪拉·甘地领导的印度政府在打击「卡里斯坦分离主义」时,派兵攻打锡克教的圣地金庙(当时为卡利斯坦分离组织的总部),一千多人因此死亡。

金庙事件后,因为圣地被亵渎,锡克教徒和当局结下了仇恨。

后来没多久,英迪拉·甘地被锡克教徒刺杀身亡。

莫迪政府将农民抗议,说成是「卡里斯坦分离主义」,无非是因为绝大多数抗议者是锡克教徒。

旁遮普邦的农民在印度边界发起抗议。
图片可以看出,男性抗议者头戴着各式各样的头巾,蓄着长须,戴着手镯,这是锡克教徒的最明显标志。
图片来源:Suraj Singh Bisht / The Print

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两个邦成为抗议的主力,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这两个邦主要的农作物是小麦,前面也提到了,小麦受MSP影响最大。

2012-2013农业年,印度农民的月平均种植收入为5542卢比(折合人民币489元),而旁遮普邦当地则高达28117卢比(折合人民币2483元),为全印最高,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倍;排在第二位的便是哈里亚纳邦,有17144卢比(折合人民币1514元)。

一旦小麦价格波动,两个邦的农民将会遭到灭顶之灾。


何况,参与抗议的民众,不仅有锡克教徒,还有印度教徒和穆斯林。

除了将抗议的原因引向宗教和分离主义,莫迪还声称,国大党和印共等反对派在背后捣鬼,故意挑动农民来反对他。

比如,在上议院讨论农业改革法案时,反对派议员就在破坏会议现场。

2020年9月20日,印度联邦上议院在讨论《2020农产品贸易和商业(促进和便利)法案》、《2020农民(授权和保护)价格保证协议和农业服务法案》两部法案时,遭到反对派议员的抗议。
反对派冲到上议院副主席辛格身边,撕毁文件。
会议在遭到中断后重新召开,最终两部法案得到通过。
视频来源:NDTV

反对派破坏议会现场是真,但抗议高峰时期,达到2.5亿人的规模,不可能是反对派搞阴谋就能动员出来的。

事实是,农民的这场抗议运动,是他们冒着疫情的威胁,顶着严寒,远离家乡,在首都安营扎寨而来。

运动得到了印度全国各地人民的支持。

人们同情农民,也愿意声援农民。

莫迪对抗议活动所做的歪曲,人们并没有买账。

不可思议的印度

印度农民的抗议,仍在进行中。

眼看1月26日就是印度的「共和日」,农民们扬言,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这一天也将在游行中度过。

示威游行中的农民领袖汉莫拉(Hannan Mollah)便说:「是否要解决农民的问题取决于政府。在满足我们的要求之前,我们不会结束抗议活动。」农民大游行虽有暴力与混乱,但相对于庞大的人数而言,其混乱程度并不比2020年其他国家的民主运动更强烈。

印度农民正在经历转型之痛。

历史上看,这种痛苦,早晚都会经历。

大量的农业人口,需要转移到城市里的其他产业,以实行经济结构的转型,实现经济现代化。

农民至今收入低,并且高度依赖农业收入,既是原因,也是结果。

就目前的三部法案来说,从市场竞争的角度而言,如果能消除管制,打击依靠旧的农业政策获利的中间商,竞争的力量虽然会将Mandi体系打垮,但不一定会出现农民所担忧的连锁反应。

市场将会赋予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让农民在自由市场中进行买卖,增加竞争,激发农业的活力。

农民也可以通过市场价格,来调整生产,避免由于生产过剩而导致农产品价格过低。

在农业市场化的过程中,随着私人资本的进入,可以将农业产业做大,吸纳那些从前依靠农业种植收入,勉强维持生存的农民就业。

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印度来说,也是一个可以借鉴的例子。

再说,印度农民还有自己的天然优势,他们个人拥有土地产权。

土地可以变现,随着他们一起带入城市。

即便不愿意进入城市,也可以在本地用土地换就业或者收入。

进行农业改革,让农民体会到自由市场的好处,本身需要一定的过程。

改革过程中,短期之内的价格波动、现有秩序的混乱,以及农民需要立即偿还的债务,都是现实难题。

但长远来看,农业市场化,不会让农民遭受损失,反而可能由此解放出劳动力,催生出制造业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

改革本身没有大问题,但面对农民的抗议,莫迪依然试图用他那套印度教民族主义来做幌子,想要通过宗教和民族主义来迫使农民放弃反抗。

事实上,莫迪和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依靠印度教民族主义上台,试图将印度变成一个完全印度教的国家,以实现「印度民族的伟大复兴」,背弃了甘地以来的世俗多元价值路线,多次引发印度教徒和其他宗教信徒的冲突。

《经济学人》杂志所整理的印度民主发展状况,从图中可以看出,莫迪执政后,印度的各项民主指标都在急剧下降。
图片来源:The Economist

对于莫迪现象,诺奖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也谈到:「如今,一切都被强硬的印度教思维所主导。
而总统、总理、领导层都是印度教徒。但如果你把它和十几年前相比,比方说2007年,我们有一个穆斯林总统,一个锡克教总理,一个基督教的执政党领导人。大多数议员都是印度教徒,但他们并没有试图将他们的思维方式强加给所有人。这就是事情的真相。而我们现在突然处于这样一个境况,你会责备一个穆斯林吃牛肉,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如果你去读古老的梵文文献,比如吠陀经,里面并没有禁止人吃牛肉。独立后的印度,不仅世俗主义和民主在下降,甚至人民对印度教思想遗产的理解也在下降。」在莫迪执政的第二个任期,民族主义大潮仍然在印度涌动。

但这次的农民抗议,莫迪诉诸民族主义的努力,并没有起作用。

可以预见的是,印度的农业改革会继续进行,而莫迪的制胜秘诀,不会永远总是生效。

印度曾经也是国大党一党独大的天下,但国大党最终还是埋葬了自己,让印度人民党趁势而起。

莫迪和印度人民党的上台,是印度民主的结果,但不会是印度民主的终结。

印度农民的游行,也在证明,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并不缺乏民主。

印度,仍然是那个不可思议的印度。

在寒冬之下,农民瑟瑟发抖,面对迷雾重重的未来,不管如何选择,所幸,他们有选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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