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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明白知识er
来源 | 明白知识（mingbaizhishi） 已获授权
2021年虽然来了，但2020年的许多事，仍没有翻篇。这场游行始于2020年末，如今已经持续了至少40多天。
2020年12月初在新德里与哈里亚纳邦边界。成千上万的农民及其支持者在该地区的多个地点进行了示威。
游行的主角是印度的农民和一些从事农业的工人，他们主要来自印度北部的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两个农业大邦。实际上，从去年10月开始，这两个邦的农民已经在当地发起抗议。
到了11月，他们掀起了「到德里去」（Delhi Chalo）的运动，将抗议示威游行从地方邦扩展到首都。11月26日，一场全国性的24小时抗议活动，更是使印度全国参与这次抗议的人数，达到人类历史最大规模：2.5亿人！而成千上万的农民，带着大米和香料，在德里驻扎营地。有的甚至拖家带口前去，以表示对这种抗议的决心——不达目的，绝不回去。在12月初，农民封锁了五条通往首都新德里的道路，开始与政府对峙。到了12月下旬，印度农民的口号变成了「全国示威」（Baraht Bangh）。
| 印度农民用拖拉机和卡车堵住了新德里周边的交通要道
图片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截至12月19日，印度感染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已有1000万，饶是这样，农民们还是要扩大示威规模。莫迪（Modi）政府虽一度表示可以对话，但收效甚微。示威游行中发生的暴力，图为一名抗议者试图与警察对抗，这名示威者是锡克教徒，而这一次游行示威的主要参与者就是锡克教徒。
印度农业的主要地区旁遮普的主要宗教就是锡克教，锡克教信仰人数占印度人口的接近2%，是印度的第四大宗教。
政府与农民的矛盾如此之深，以至于农民不顾疫情和严寒，在病毒的威胁下，在冷风之中，坚持抗争。抗议的起因，来自莫迪政府在2020年9月出台的三部农业法案，它们几乎在没有征得农民同意的情况下通过了。2007年，印度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数的60%；到了2014年，仍然有49%为农业人口；2020年，农业人口虽然继续下降，但依然有接近42%。也就是说，印度农业人口将近6亿人，比中国还多2亿人。而在印度依靠农业为生的人，实际上比农业人口的数量还要多，有60%的人口从事农业相关工作，约8亿人左右。印度的农民与发达国家的农民不同，86%的农民都是缺乏议价能力的小农。但在现有的农业政策规定之下，数量庞大的印度农民，并不直接在市场上销售农作物，价格也非市场定价，只能通过有牌照的中间商来进行交易；为了防止囤积居奇，农民也不能建仓库囤积农作物。这些中间商，受到印度农产品营销委员会（APMC）的监督，他们与农民在各个邦APMC监管的mandi（类似于农村小集市，但性质不同，以下将印度农民进行正式交易的监管市场直接用「mandi」表示；当指代整个交易体系时用「Mandi体系」表示）进行交易，然后再进行转卖。一些中间商为了拿到牌照，和地方的APMC进行腐败交易。羊毛出在狗身上，拿到牌照的中间商，自然会通过压榨农民，来赚回行贿时给出去的钱。由于农民只能卖给数量有限的中间商，几乎没有议价能力。对于印度规定的特定农作物，比如大米、小麦、棉花等，中间商基本上是以最低保护价格（Minimum Support Price，MSP）来进行收购。在2019年，印度全国的mandi加起来，也只有6630个；平均每个mandi能够覆盖的服务范围为463平方公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大户才有能力出得起路费，将农作物运到当地的mandi给中间商收购。而能去mandi的农民，好不容易辛辛苦苦把农产品带过去，肯定不愿再带回家，更何况，很多农产品容易腐坏，如果不卖掉，就会完全亏本。其他小农，农作物数量本身不具规模，利润薄弱，出不起路费折腾。所以，大多数小农只能将农产品卖给上门收购的私人采购商。相比较而言，私人采购商的价格要低于Mandi体系提供的MSP。对于私人采购商，农民也没有议价能力，如果不及时卖出去，就会坏掉。因此，上门的私人采购商也会尽量压价，农民为了保本，偿还债务，不得不低价卖掉。结果就是，能卖给mandi的是极少数大户，他们对Mandi体系也更为满意；卖给私人采购商的是绝大多数小农，他们对私人采购商更加不满，也更渴望得到价格保护。这是现有的Mandi体系的问题：它无法服务大多数农民。而且，不管是在mandi进行交易的大户，还是在系统之外与私人采购商进行交易的小农，都无法通过市场价格来做买卖，只能任凭采购方叫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去年9月，莫迪政府通过了三项农业法案，分别是《2020农产品贸易和商业（促进和便利）法案》、《2020农民（授权和保护）价格保证协议和农业服务法案》和《2020基本商品（修正）法案》。莫迪推出的三份农业改革法案，目的是要解决现有体制的弊端，将农业交给自由市场。既然如此，为什么农民反抗如此剧烈呢？印度乡村媒体Gaon Connection在法案出台后，对印度16个邦、53个地区的5022位农民做了快速调查。调查发现，农民对法案的后果，并不乐观：（1）39%的农民，认为新法案会让现有的Mandi体系衰落瓦解；
（2）39%的农民，认为新法案会使得MSP被取消；（3）59%的农民，认为MSP应该写入国家法律，强制实行。在农民看来，法案正式承认现有体制之外的私人采购商交易，会使得Mandi体系衰落。首先，私人采购商不像Mandi体系内的中间商那样，他们不用牌照认证、不用交租税，还可以囤货，他们的经营成本比mandi里的中间商要少得多。一开始，为了抢占市场，私人采购商可能会开出比较好的价格给农民，而农民由于可以交易的地方比之前多了，加上价格也不错，会愿意将农作物卖给私人采购商。随着私人采购商与农民的交易比重越来越多，Mandi体系的优势不再，就会因此而衰落。但是，农民认为，在Mandi体系消亡之后，那些私人采购商，就会显露出真面目，开始压低价格、欺负农民。由于没有了Mandis体系，没有了APMC的管制，私人采购商的市场行为，并没有提供MSP的义务，MSP就会随之消亡。MSP消失后，农产品的价格没有保障，农民会比现状更惨。比如，当大米和小米等农作物大丰收时，由于生产过剩，市场价格会下降，农民就会遭遇「多收了三五斗」的困境。如果有MSP的保护，农民至少还能保住成本；但如果连MSP都没有，农民会连成本都一起赔掉。农民更加担心的是，尽管现在Mandi体系也有问题，但至少还有APMC可以监管，可以投诉。可如果Mandi体系一旦完蛋，那些毫无议价能力的农民，由于交易量小，在和私人采购商交易时，并不会签订正式的交易合同（即便签订，企业提供的合同也是霸王条款性质的）。如果交易出了问题，没有合同，该去找谁投诉呢？APMC已经没有了。找政府吗？没有合同，如何证明交易行为的发生呢？政府也无能为力，农民投诉无门。去法院打官司吗？
弱势的农民，怎么能和有专门法务的企业相抗衡呢？农民认为，到那个时候，自己就会像待宰的羔羊，被这些狼群给吃掉。从Mandi体系瓦解，到MSP消失，再到投诉无门，印度农民根据现状所做出的推测，让他们非常既愤怒又担忧：农民并不是自由了，而是被政府抛弃了，抛弃给了贪婪的市场。如果早知道农民反弹会如此之大，莫迪还会进行农业改革吗？答案是：会。而像目前这样的农业改革，在他执政前的所有政党以及政府，都想推行这样的改革，但没有能力通过，只有他通过了。
印度与中国，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粮食问题也都是首先要面对的难题。独立之后的印度，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当时的政府倾向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由于一开始计划经济侧重于重工业，导致农业受到冲击，在1964-1966年间发生两次饥荒。于是在1966年，当时的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组织开展「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以提高农业发展力。所谓「绿色革命」，就是通过耕种和灌溉方式的改变来提高生产力。从1966年开始，印度大量引进了高产品种种子、拖拉机、杀虫剂、灌溉设施。技术的革新不仅让印度农民有了温饱的保障，还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在旁遮普地区，1970年农民收入增长了70%，这里也是「绿色革命」提出的地方，成为印度粮食的主要来源。过度使用杀虫剂一类化学品，以及过度耕种，都使得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土地肥力降低，一些土地重新变为无法耕种的荒地。而像高产品种的种子，只能在特定的地方使用，不具备普遍性，这导致了印度农业发展的不均衡。在此之后，印度的大米和小麦虽然产量持续增加，一些其他作物却总是供应不足，这造成了多次价格危机。印度小麦和大米的产量情况，相比之下，大麦几乎没有增长。
另外，随着耕种不断细化，对技术的要求也更高，印度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往往使其无法正确耕种，而他们仍需要持续不断地购买昂贵的农药，维持灌溉系统。印度农村的负债情况，从1991年到2013年，一直有上升趋势。
财务问题在旁遮普等北部地区尤其显著，那里的农民由于还不上贷款，只好自杀。
据旁遮普媒体报道，在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600多天中，就有919名农民自杀。放眼整个印度，单单2018年与2019年就有2万农民因债务自杀。图为因债务危机而自杀的农民兰迪尔·辛格（Randhir Singh）的妻子和孩子。疫情到来后，莫迪政府采取封锁，致使农民无法偿还债务，辛格就是其中之一，他选择了卧轨自杀。
绿色革命虽然帮助印度摆脱饥荒，但是并没有帮助印度摆脱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在印度，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分布在农业，收入低，边际产出差。印度农业工资增长情况，近年来，印度农村人口的工资增长放缓，且常年有波动。2014年，印度农业人口有49%，其GDP却只有17%。
从1960年至今，印度农业人口虽然数量在下降，却远赶不上所占GDP比例下降速度。图为印度农业、林业与渔业的GDP占全部GDP的变化，从1960年到2010年持续降低。
这一部分由于工业发展，农业变得不那么重要，但仍能看出农业自身在缩水。
印度农业处于一种窘境中，情况已经恶化到了一定程度，改则积重难返，不改也无法忍受下去了。比如在2007年，印度西孟加拉邦就曾发生暴动，当时由于食物配给的腐败现象发生大规模暴动。再如2010年，印度就爆发了「洋葱危机」，由于洋葱在印度人的饮食中居于主导地位，在洋葱产地降雨不畅的情况下，洋葱价格急剧上涨，这使得两万人走上新德里街头示威。实际上，除了三部法案可能会带来的后果，莫迪本人对农民抗议的态度，也成了激怒农民的原因。法案的颁布，非常有莫迪的个人行事风格：突如其来，不给准备，强行实施。还记得莫迪掀起的轰轰轰烈烈的废钞运动吗？2016年末，莫迪政府以打击腐败和洗钱理由，突然宣布废止500和1000卢比面值的纸币，并发行新钞。不管出发点如何，事实上，这次草率的运动，对印度经济的破坏非常巨大，2017年，印度的GDP增速就立竿见影地下滑。印度农业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农民无法及时购买种子、农药和肥料，水稻得不到收割，造成损失。疫情下的印度，莫迪的抗疫政策也带有这种「鲁莽」的特点。比如，印度在去年整个2月都没有采取应对措施，结果在3月份，当疫情在欧洲和美国大面积爆发后，莫迪连忙在2020年3月25日颁布封锁令，全国不论每个邦的感染情况，一律实行封锁。2020年3月24日，印度总理莫迪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全国实施封锁。史上最严封锁令生效后，印度还实行了宵禁，禁止在宵禁时间外出，这又严重影响了人们采购日常物资和从事经济活动。尤其是印度为数众多的小时工，因为无法外出干活，只能坐以待毙，要么被冒着违反禁令和病毒袭击的风险外出，要么待在家被饿死。莫迪政策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到了2020年5月，印度GDP已经同比下跌了20%以上，失业率则达到历史最高值27%。如果法案真的对农民好，但以霸道蛮横的方式通过法案，只会让农民感觉到：你说你为我好，但你的态度让我感到非常不好。这些法案也许出发点是善意的，却不能使农民满意，反而感到自己被侮辱了，开始怀疑这背后是否有阴谋，自己的利益不仅不会被维护，还有被出卖给私人企业的危险。而莫迪在农民游行后的强硬态度，更是加深了农民的这种怀疑。2020年底游行中，农民制作稻草人，并将莫迪画像贴在稻草人的脸上。有一些地方的农民点燃了制作的「莫迪」，以表示自己的不满。农业改革法案，在内容上，莫迪没有让农民理解自由市场所能给到的种种好处，没能赢得他们的头脑；在形式上，莫迪也没有让农民感受到尊重，觉得自己是被善待的对象，没能赢得他们的心灵。而且，万一法案实施后，效果压根就不好呢？这种粗暴蛮横地颁布法案的方式，其实就是对农民既有权利的侵犯。不仅如此，在德里大游行爆发后，莫迪面对规模庞大的示威人群，再次动用他的民族主义武器，将抗议归因于阴谋。政府的高官，要么称这是左翼的渗透运动；要么称示威者是在反印。甚至有官员说，参与游行的人，是在搞「卡里斯坦分离主义」（Khalistanism），因为他们都是从旁遮普来的。「卡里斯坦分离主义」的目的，是要建立以锡克教人为主体的卡利斯坦国。卡利斯坦的范围涵盖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等地区，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在活跃。1984年，英迪拉·甘地领导的印度政府在打击「卡里斯坦分离主义」时，派兵攻打锡克教的圣地金庙（当时为卡利斯坦分离组织的总部），一千多人因此死亡。金庙事件后，因为圣地被亵渎，锡克教徒和当局结下了仇恨。莫迪政府将农民抗议，说成是「卡里斯坦分离主义」，无非是因为绝大多数抗议者是锡克教徒。图片可以看出，男性抗议者头戴着各式各样的头巾，蓄着长须，戴着手镯，这是锡克教徒的最明显标志。图片来源：Suraj Singh Bisht / The Print
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两个邦成为抗议的主力，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这两个邦主要的农作物是小麦，前面也提到了，小麦受MSP影响最大。2012-2013农业年，印度农民的月平均种植收入为5542卢比（折合人民币489元），而旁遮普邦当地则高达28117卢比（折合人民币2483元），为全印最高，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倍；排在第二位的便是哈里亚纳邦，有17144卢比（折合人民币1514元）。何况，参与抗议的民众，不仅有锡克教徒，还有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除了将抗议的原因引向宗教和分离主义，莫迪还声称，国大党和印共等反对派在背后捣鬼，故意挑动农民来反对他。比如，在上议院讨论农业改革法案时，反对派议员就在破坏会议现场。2020年9月20日，印度联邦上议院在讨论《2020农产品贸易和商业（促进和便利）法案》、《2020农民（授权和保护）价格保证协议和农业服务法案》两部法案时，遭到反对派议员的抗议。
反对派破坏议会现场是真，但抗议高峰时期，达到2.5亿人的规模，不可能是反对派搞阴谋就能动员出来的。事实是，农民的这场抗议运动，是他们冒着疫情的威胁，顶着严寒，远离家乡，在首都安营扎寨而来。眼看1月26日就是印度的「共和日」，农民们扬言，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这一天也将在游行中度过。示威游行中的农民领袖汉莫拉（Hannan Mollah）便说：「是否要解决农民的问题取决于政府。在满足我们的要求之前，我们不会结束抗议活动。」农民大游行虽有暴力与混乱，但相对于庞大的人数而言，其混乱程度并不比2020年其他国家的民主运动更强烈。大量的农业人口，需要转移到城市里的其他产业，以实行经济结构的转型，实现经济现代化。农民至今收入低，并且高度依赖农业收入，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就目前的三部法案来说，从市场竞争的角度而言，如果能消除管制，打击依靠旧的农业政策获利的中间商，竞争的力量虽然会将Mandi体系打垮，但不一定会出现农民所担忧的连锁反应。市场将会赋予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让农民在自由市场中进行买卖，增加竞争，激发农业的活力。农民也可以通过市场价格，来调整生产，避免由于生产过剩而导致农产品价格过低。在农业市场化的过程中，随着私人资本的进入，可以将农业产业做大，吸纳那些从前依靠农业种植收入，勉强维持生存的农民就业。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印度来说，也是一个可以借鉴的例子。再说，印度农民还有自己的天然优势，他们个人拥有土地产权。即便不愿意进入城市，也可以在本地用土地换就业或者收入。进行农业改革，让农民体会到自由市场的好处，本身需要一定的过程。改革过程中，短期之内的价格波动、现有秩序的混乱，以及农民需要立即偿还的债务，都是现实难题。
但长远来看，农业市场化，不会让农民遭受损失，反而可能由此解放出劳动力，催生出制造业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改革本身没有大问题，但面对农民的抗议，莫迪依然试图用他那套印度教民族主义来做幌子，想要通过宗教和民族主义来迫使农民放弃反抗。事实上，莫迪和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依靠印度教民族主义上台，试图将印度变成一个完全印度教的国家，以实现「印度民族的伟大复兴」，背弃了甘地以来的世俗多元价值路线，多次引发印度教徒和其他宗教信徒的冲突。《经济学人》杂志所整理的印度民主发展状况，从图中可以看出，莫迪执政后，印度的各项民主指标都在急剧下降。
对于莫迪现象，诺奖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也谈到：「如今，一切都被强硬的印度教思维所主导。而总统、总理、领导层都是印度教徒。但如果你把它和十几年前相比，比方说2007年，我们有一个穆斯林总统，一个锡克教总理，一个基督教的执政党领导人。大多数议员都是印度教徒，但他们并没有试图将他们的思维方式强加给所有人。这就是事情的真相。而我们现在突然处于这样一个境况，你会责备一个穆斯林吃牛肉，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如果你去读古老的梵文文献，比如吠陀经，里面并没有禁止人吃牛肉。独立后的印度，不仅世俗主义和民主在下降，甚至人民对印度教思想遗产的理解也在下降。」在莫迪执政的第二个任期，民族主义大潮仍然在印度涌动。但这次的农民抗议，莫迪诉诸民族主义的努力，并没有起作用。可以预见的是，印度的农业改革会继续进行，而莫迪的制胜秘诀，不会永远总是生效。印度曾经也是国大党一党独大的天下，但国大党最终还是埋葬了自己，让印度人民党趁势而起。莫迪和印度人民党的上台，是印度民主的结果，但不会是印度民主的终结。
印度农民的游行，也在证明，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并不缺乏民主。在寒冬之下，农民瑟瑟发抖，面对迷雾重重的未来，不管如何选择，所幸，他们有选择的权利。喜欢本文的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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