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楼里的院士们

百家 作者:FMBA 2021-02-26 21:51:59 阅读:77

来源:摩登中产


一生常耻为身谋。

 
 
1951年,中科院选址,梁思成建议设在北京黄寺,那里是中轴线,气运加身。
 
然而科学家拒绝了,科学与尊崇气运无关,做研究还是要离高校近些,遂搬至中关村。
 
彼时,中关村还是一片蒿草池塘、鸡犬稻田,入夜,风吹兽鸣,农民在墙上用白灰画圈,恐吓西山的狼。
 
中科院在保福寺乡建了一栋混凝土楼,楼不挂牌,只设一个“918信箱”,多年后,人们才知那是“原子能楼”。
 
原子能楼斜对面四百米外,土坡之上,中科院盖了三栋家属楼,称为“特楼”。那三栋特楼,成为中国最顶级科学家的栖身之所。
 
三栋楼都是苏式风格,灰砖黑瓦,窗棂狭小,房间隔断用芦苇填充,小孩用脚能踹出破洞。唯一先进的是卫生间设有浴缸。
 
其实,楼中住户曾经的生活远比这奢华。
 
语言学家李佩,在美国有维多利亚风格的别墅;物理学家杨承宗,回国前刚收到55.5万法郎的聘书;声学泰斗汪德昭,在巴黎居所,客厅可开音乐会,花园满是玫瑰花香。
 
他们最终都安然住入简陋的特楼。每逢周末,这些大科学家便破布包头,在楼前挖土浇水,不久后,特楼前多了一片重瓣桃花。
 
1955年,首批院士选聘时,特楼中科学家们一片平静。
 
物理化学家柳大纲,曾参与评选工作,得知他为候选人后,两次提出,把自己从名单中去掉,理由是资格不够。
 
钱三强夫人、被称为“中国居里夫人”的何泽慧,当选后直言:我才不稀罕什么院士呢。
 
当年,钱学森给在美国的师弟郭永怀连写两封信,邀其回国,信中称中科院“才是真正科学工作者的乐园”。
 

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


接信后不久,郭永怀动身回国,住进特楼。
 
他在信上所说的办公室中日夜忙碌,没什么时间看松树,连从美国带回的新唱片,都无暇拆封,最后直接送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一次,他和家人去看世乒赛比赛,看一半就匆匆回单位,“看中国队为国争光,十分着急,要马上赶回去工作”。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特楼孩子们争相传阅号外。
 
郭永怀女儿说:是谁研究了原子弹,真想给他献束花。她并不知道父亲正是参与者之一。
 
4年后,郭永怀奔赴青海,参与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返京时遇难。
 
飞机失事瞬间,他和警卫员紧紧拥抱,用身体保护装有数据的机密公文包。
 
那些年的特楼,承载着一代人的理想,理想中尽是苍山峻岭,大海星辰。
 
特楼的子女长大后追忆,楼里的先生们总是步履匆匆,相见便淡然点头,儒雅中带着侠气。
 
和郭永怀同楼的柳大纲,致力于盐湖研究,常年出差西北,儿子追忆他:几个月看不到人,回来时像爱斯基摩人。
 
作为指导老师,柳大纲很少在他直接指导的学生论文上署名,他认为理所应当。
 
他常爱念陆游的诗:侠气峥嵘盖九州,一生常耻为身谋。


 

1978年,人民大会堂,央广播音员朗读闭幕演讲《科学的春天》,但很快读不下去了。掌声一浪接一浪,根本停不下来。

 

70多岁的南京天文台台长,哭得老泪纵横,82岁的农科院院长说,春天来了,我要当28岁过。

 

昏暗许久的中科院研究所,夜晚灯光如白昼。有科研员开始南下寻找工厂,长江波涛如雪。

 

停刊已久的科技报纸快速恢复,有的省市发行量超过百万。

 

科学家一夜间成为孩子们的理想,报纸上的流行偶像,尽是科学家和工程师。陈景润的报道刊出后,收到上千封情书。

 

1979年春天,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来中国讲学。长达7周的讲学,北京科学会堂,天天座无虚席。

 

中关村的3座特楼,已在时光中老去,灰墙斑驳,窗漆剥落,但楼中依旧春意盎然。

 

郭永怀的夫人李佩,创办了中科院研究生院外语教学部;地理学家黄秉维誓言:人生还可大干一场。

 

1986年,住在特楼的杨嘉墀等人,提议发起了“863计划”。

 

八十年代中期,中科院建起了新住宅,想让老院士们搬离特楼,反招致不满。

 

老院士们说:好不容易可以做学问了,谁愿意耽误时间搬家装修啊?

 

当时,特楼还流传一个词,叫做“乔迁之忧”。

 

早期,中国参考苏联,将院士称为学部委员,1994年,中科院正式确定院士称谓,同年成立中国工程院。

 

关注越来越多,而特楼里的人,还是一如既往地随性。有年冬天,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上门,钱三强穿着老式棉裤就开了门。

 

钱三强去世后,夫人何泽慧仍然居住在特楼,晚年时,她常把头发随意一挽,对衣着毫不在意。

 

有报道说她过得清苦,但熟悉的人都不以为然。他们说,人家不是缺钱,而是不爱钱,不讲究,把精力都用在了科研上。

 

1999年国庆前,两弹一星功勋奖颁奖,6位在楼里住过的科学家获奖。

 

有人为同住特楼,参与研究,却未获奖的杨承宗鸣不平。老人只是笑笑:事情做出来就好

 

那些年里,特楼里老住户越来越少,楼外世界飞速变化。门前桃花早已不见,只剩下花坛里一棵孤独的雪松。

 

楼外的故事变化得越来越快,2002年,老院士秦伯益在《光明日报》刊文《院士不是花瓶》。

 

他是1994年首批工程院院士,科研之外,频繁被请去当评委,或者做顾问。

 

颁奖会上请我给获奖者发个奖,让群众鼓鼓掌;联谊会上一些不相识的人请我站立中央,让他们轮流照照相;无非都是迎来送往,逢场作戏;耳边尽是阿谀奉承之辞,嘴上都是不关痛痒的话。“终身荣誉”倒像一只花瓶,供人观赏。


老院士最后主动申请退休,并留下名言:

 

院士不能永葆青春,但是必须永保清白。


 
1999年,广东梅州卷烟厂推出五叶神香烟,一家濒临倒闭小厂,就此上演逆袭奇迹。
 
香烟加入了神农萃取液,而液体的发明人谢剑平,201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媒体哗然,近百位院士,联名致函中国工程院主席团,请求重审谢剑平当选资格。
 
钟南山受访时质疑称:
 

他研究的神农本草液,让几家烟草企业赚了大钱,已经形成经济利益了,怎么还能称为基础研究?


事实上,争议已由来多年,商业浪潮之下,院士头衔光环时常超越科研本身。
 
2002年,南都报道中,各地疯抢院士,已开出150平以上住房,20万津贴条件。
 
7年后,各地招揽院士开价已翻至200平以上住房,200万安家费。抢到人的高校不敢让院士坐飞机,拒绝院士退休,“你是学校的旗帜”。
 
重金之下,院士评选已自成江湖,拉票也有复杂规则。
 
2009年,77岁的上海复旦大学闻玉梅院士感慨:
 

院士增选俨然已成了潘多拉魔盒,两年开合一次;盒子喷涌的是各路候选人,瞄准她手里的一票,裹挟欲望、蜂拥而至、周而复始。


她呼吁抵制拉票,但无人响应。
 
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暨医学奖。她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
 
人民网发文质问,为什么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贡献卓著的人会落选院士?
 
两年后,清华最年轻女博导颜宁,前往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有人问她是否因落选院士才出走。
 
她否认,说“能第一个搞明白东西已是最大赏赐,名利只是副产品,不应是追求”。
 
事实上,更多科学家认同她的观点,他们沉默少言,并未卷入名利游戏之中。
 
遥感泰斗李小文,八十年代学成归国,千禧年后评为院士,他未住过特楼,但仍有特楼的风骨。
 
他穿布鞋,拎黑包,身为中科院遥感所所长,却常被误认农民,曾熬夜工作营养不良,被迫到医院输液。
 
2008年汶川地震,他在博客上道歉,说总理去灾区只能看地图,不能看到遥感现实图。“我们搞遥感的,真是恨不得打个地洞钻下去,就算地震殉国算了。”
 
2014年,他因穿布鞋讲课照片走红网络,人们说他更像科学家,称他布鞋院士。
 
一年后,李小文病故,千人自发送行,怀念他的文章延绵至今。
 
茅台院士讨论喧嚣时,有人在论坛再次追忆李小文,追忆那个特楼的时代。

那个时代的魅力,就是科学回归单纯的科学。

帖子结尾他贴了李小文的挽联:
 
素心明志,两杯浊酒论天下;
侠气致远,一双布鞋任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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