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 一个厌世理想主义者在乌托邦中如何重建一个理想国

最近，知名公知许知远和著名主持人马东在《十三邀》的一次访谈中引发热议。

在访谈中，两人争辩时代、世界、世代等宏大主题，各持己见相持不下，而后又在粗鄙化和精致化、如何看待90后等问题上言人人殊。

许知远文人式的偏见和马东商人式的精明形成鲜明的对比，许知远也因此成了大家群嘲的对象。

很多人讥讽许“陈腐而落伍”；也有人支持，说这是“知识分子的本色”。

“说这话我可能要被骂了。”许在节目里先知先觉的说出这句话后，又补充，“骂就骂吧。”看似洒脱的自嘲背后，有着中年人士的自得。

正如他在《十三邀》的片头里写的那样：“看世界，带着偏见。”

生存在这个社会，他焦虑，他愤怒，他改变，他孤独，且从不妥协。

他，享受着自己遗世独立的姿态。

许知远曾入选《快公司》2016年中国商业最具创意人物100榜单，从文化层面说，他被认为迂腐、僵化、落伍，那么如果从商业角度看，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的好友高宁为曾在文字中记述了一段他们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由一本小说《霜》而发生的，那是他们的第一次相识。高宁为在文字中写道：

许知远和我，是在2011年8月的一天相识的，现任艺术新闻中心版主编的叶滢开心地拿着我的小说《霜》，引荐许知远给我认识。

许知远坐下来。端视一会儿封面，“这个书封好看，”说着，他快速翻过扉页，开始读正文。“你的语感很好，”他用一贯干脆响亮的音调说，“我都觉得自己不会写字了”。

当时我很感激，因为之前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我，但是听到“写字”二字，心里又有些不以为然，毕竟对我这是胜于生命的纯文学，“写字”是否太轻了？不过，自此以后，我俩建立了某种不同于其他同事之间的情谊。

最初我以为他这样低姿态，也是某种世故和圆通，而后来的见闻证明他完全证明恰恰相反，心直口快，不小心就语无遮拦，给人难堪。

常常，我们下楼，到附近的咖啡馆聊天，那时我还没戒烟，就陪他一起抽，抽完了我就去买，回来继续抽。

2012年的一天，午后的阳光，真的令人慵懒，他夹着一叠英文报纸坐过来，也不看，就丢在桌面，也不说话，沉默很久，他忽然像自言自语地说，“我感觉自己快掏空了”。

当时他任《商业周刊中文版》主编，如在《经济观察报》时一样，是在整个媒体的旗帜。

他的工作之一是每两周写一篇卷首，有很多机会旅行——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大约最让他放松。

那时，我是商业媒体新人，但热爱古典文学、语法很好，他的文学常有些语句哪怕到了三校，依然都有词意不明的红色句号，我也因需要学习模仿他的开篇文章的写法，常有机会以编辑的身份先拜读他的文字，非常喜欢，但常有话说。

他的文字，有谨严的结构，专业的表达和浓烈的情绪，以及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启蒙欲望。

他的知识储备和个人生活，又让他的文字有厚重感。各种相互关联的时政新闻、经济议题和商业事件，以及中外历史，在读者苦闷愤恨的情感中，吞吐纵横。一看便是他的风格，在前台的风云叱咤的大世界背后，隐现着他深刻的洞察、质疑、批评批判。

我那时常想，他对我这么可亲，不吝溢美，但实际的他到底怎么了？为何总盯着消极的部分而近于以偏概全地否定甚至抹杀一切。

我自己写小说时，是二三十岁的愤怒青年，从大学时代就崇敬鲁迅、巴尔扎克。但许知远已近不惑，为何仍旧如此管中窥豹似的悲观？“我们到哪里都不会快乐”。一次，他忽然又自言自语地说，然后半天沉默不语，我俩又干坐一会，抽完手中的烟，各自散了。

始终，我俩的感情在递进，工作外的互动稍多起来，彼此也愿谈谈自己，而常又陷入无话可说。

直到一天，当我在写作生存无望又不愿为商人写稿时，便开始规划去央企工作。那次，他的情绪非常激动，我俩也是第一次产生了冲撞，拍完桌子不欢而散。

我当时埋怨他，为何非黑即白，是否某些终生事业可以百虑一致、殊途同归？

过了几天，有位好朋友提醒我说，最近前往不要联系许知远，他对你很失望。如同后来他在接受一项荣誉时的发言所说，每个人都在堕落，只是有些人背着降落伞慢慢在堕落。我内心深为认同他的这句话。

而分别以来，我也一直反复自责。认为就这样放弃了文学的理想而回归体制，是某种意义上的叛逃和堕落。但当时急于离京去深圳香港，就此中断了一切联系。

2014年8月初的一天，我带着创建一个原创设计品牌中金万玉的愿景，重回北京。也是生平第一次真正要进入商业世界。

大约受到广东社会及商业环境的影响，以及与潮汕籍企业家们的交往经历，尤其是受到乔布斯的影响，让我已下定了实干的决心。

但随后的一两年里，即便有众多亲友的关注，各方资源支持，仍在一面亢奋一面更愿努力的工作状态下，加重了个人方面的焦躁和抑郁。许知远也已离职，全心运作他的单向街书店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单向空间。

“我一定要把书店重新开回圆明园，”一次，他在回母校北大、想起最初的单向街书店时写道。

“我不信单向厉卖不到十万”。

“感觉自己越来越成为淘宝店主”。

“每遇到压力，我整个人又焦虑起来”。

结合我自身当时的处境，很容易感受出近于弃笔从商的堕落感甚至是某种羞辱屈辱，以及草创阶段的磨砺、挣扎和艰辛。

再次感受到他的自信和振作，是2016年春节前后的一天我去花家地看他的时候。“不要再和我提乔布斯，他已经死了”。当我谈到自己的愿景、想成为苹果创始人那样的人时，他打断我说。

“可是，你不想成为他那样的企业家吗”？我问。

“商业是一个系统，需要太多来配合”。

几个月过后，单向空间与腾讯新闻联合发行的由许知远亲自采访的视频节目《十三邀》面世。他的深刻、广博，以及仍带若干成见的切入视角，使第一期受访者罗振宇，俨如仅有三寸之深的洼水，在他的问题的缓缓的攻击下，“和盘托出”，而他发问时的状态，还是带着浅薄而试求媚俗、多半以自嘲来给自己勇毅的笑。

事后许知远说，感谢罗的真诚，并且发表了一篇文字，大意是单向空间是他自己很体面的生意，商业并不与写作和公知的身份等对立。我没看那篇文字，因为坚信自己还是懂他的心。

而对视频节目的若干片段，则记忆犹新。比如，该如何把优秀的用户群，转化为商业上的成功，以让好的产品和平台能实现合理的营收。

他常一面羞怯地走在摄像机前，一面半开玩笑着自嘲。在某些瞬间，我内心常有刺痛感。这或许根本不是滑向浅薄与媚俗，而更接近一种不得不承受的生命之轻。而对他来说，值得。

此时提起那部电影大约不适合，但《教父》中的一句台词，令人伴生切肤之痛，“It’s the price you pay for the life you choose.” 这是你为自己选择的生活所付出的代价。回归到商业领域，一切选择和交换都有附加条件甚至是自我牺牲。

当我离开单向空间时，有工作人员抱来一摞许知远的著作，让他一一签名。至少作为作者，他的书为人所知也卖得出去，即便对一个悲观主义的乐观者而言，也是一件足以自慰的事。毕竟我的书从来没人知道也无人问津，轻生之念、抑郁之重，或许比他更有过之。

 如他所说，创业后的一段时间，他感到自己在单向空间就要生锈发霉，也常需特别能提神的浓茶等来疏解他的不振。

而在团队的努力下，他还是终于一跃而起，重放光芒和锋芒。徐小平说，许知远是当代的思想家之一。此为中肯之语。

折衷和平衡，多是政治家的事；取其一端，而为正本清源，则是知识分子的本分。只是，许知远仿佛慢慢已从一个厌世的理想主义者的乌托邦中想出了如何重建一个理想国。这个国，夯筑在现实社会和商业文明的基础上，经得起“新青年”和“祖国的陌生人”的共同检验，尽量优雅而非野蛮地生长。

（注：高宁为，中金万玉创始人）

‐End‐

文 | Fastcompany

图片 | Fastcompany

编辑 | 黄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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