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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修罗场” ——“曲线救国”者的失落

百家作者：刺猬公社 2017-09-29 02:07:25

导读

Epoch非虚构故事大赛刚刚落下帷幕，这是9月23日10强决赛选手的24小时战作品之一——选手们两个选手一组（两人采写同一个人），在早上8点抽到采写任务，然后找资料、采访，第二天早上8点前交稿。24小时战是为了考察选手的现场写作能力。

以下为作者原文，未作任何改动。

文 | 宋颖健

从外围探入周旋，十余年媒体生涯结束于无声，在分享经济的浪潮中回望前生，潘采夫内心积压的失落感更多来自于敏感词的丧失，所谓的折中调和、跨界突破，都没能填满，这个知识分子关乎“修罗场”的隐秘幻想。

二十出头的人，习惯于置之死地而后生。

潘采夫谈到自己换工作的方式经常是先跳槽再找工作。这让他不止一次收到亲人好友的忧心诫慰，甚于办公室阿姨“骑驴找马好当家”的谆谆劝导，但这个学广告出身的年轻人，揣着对新闻媒体的不甘执念，变卖电脑家产，从本地报社走向了北京中关村。

既然决定来新的环境踩踩实，一只腿就迈入了杀毒软件公司，当时的杀毒软件的典型价位是88或168，种类也涵盖瑞星、金山毒霸等大小七八家企业。很多年后，周鸿祎公布所有的杀毒软件360都能免费，引发强制洗牌，整个行业一家独大。潘采夫却觉得如若当初平稳发展，基于专业电脑用户的预设恐慌，杀毒软件行业本身足够成为价值产业。可惜自家公司的安全之星产品还未大幅铺展，不到一年就因倒闭而夭折怀中。孩子还没满月，潘采夫就被迫踏上了新的路。

潘采夫曾有过强烈投身纸媒的情怀，从专业调剂原因使填写的新闻志愿转向广告，到依靠广告业务踏进媒体记者行业，选择主动出击的时刻从未犹豫。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风行正济的时候，潘采夫想自己至少要先打入外围。当时他的工作岗位是中国青年报的旗下子报——《京华时讯》，做广告业务员。报纸不很规范没有合同限定，潘采夫直接上班，没有底薪。可惜揽了广告业务才有提成，结果两个月一单未入颗粒无收，大概是天生不擅长做市场销售的缘由。离开前他整理阅读完成了从创刊到离职的几百期报纸，统计广告情况、梳理栏目内容，一份报纸经营问题书寄到当时的社长手里，也就是之后中青报的社长陈小川。因为这份建言书，某些激于表达的渴望与意气闯荡的率真，让潘采夫留在了梦寐的编辑部门，也完成了人生第一篇专栏——《个足球记者的上岗培训》。

03年，京华时报创刊，报纸虽小五脏俱全，引大批人才学习参访，纸媒吸引力有增无减，而后财讯传媒工作两年的潘采夫感到内心发酵的情绪再也按耐不住，开始向行业领头者《新京报》发起冲击。

潘采夫至今还记得那种游击战式的兼职状态。从朝阳门东二环到东四十桥的报社，相差一座桥的距离，蹬着自行车从一个办公室奔赴另一个拼版间，在领导疑惑询问的目光中，那个青年仰头笑答，觉得人生真是充满希望。

潘采夫的曲线救国路刚刚走了三分之一，便进入了所谓的舒适期。在新京报的日子，评论部、体育部、特刊部贯穿工作，平均下来每周也只有四天。每天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的时间总是富余。如遇评论已经约好，便和同事跑到六楼，被社长发现背手呵斥看这帮人又在打牌，也不过打个招呼嬉笑而过。绕开突发新闻的紧张感，却以适合自己的方式传递对世界的看法，潘采夫享受着这种文人报馆式的生活方式。

新京报工作八九年后，跳脱到国外过上“闲置”化生活，呼吸着清新自然的空气，接手20磅一篇的华文评论，半年时光就在和孩子比谁先早睡中温柔滑过。但很快，潘采夫又陷入了某些困境。那些平静的夜晚，在苏格兰隔岸观火，仿若一夜看尽百年。与此同时，他感觉自己距离新闻场越来越远，热火朝天的舆论只是视线里面短暂的推移起伏。相比舒适自如的报馆生活，自己的变化并不是很大，但环境却在隐约改变着，参与感的匮乏，成为未来转折的一个起发点。

国外经历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媒体行业洗刷，雄心勃勃的梦想一一没落，小说尚未出世、评论接连呜呼，输出观点的渠道正在走向区域真空；另一方面，亲身体验国际新兴的Airbnb住房，而后苏格兰的2年房东经历更令他对共享领域萌生兴趣，媒体人天生的好奇心驱使他做出了主动式的“移情”。

思考中国的社会环境，“碰瓷”多现，还不足以承载信任驱动的新型产业，那么毅然投身这一行业的青年人，他们的脑海里有一幅怎样的蓝图，潘采夫选择用亲身体验、直采房东的方式去感知。岂料主动出击的举动引发了小猪短租的公关注意，CEO陈驰亲自会友，畅谈Airbnb模式在中国的学徒经济复刻，以及结合实情将抓取的重大转折方向。在交谈中，潘采夫被新兴的畅想冲击着，脑海中涌现出的无数画面，凝聚在一句热烈的表达中——住宿最美好的范式就是住在书店。在同一个瞬间，观点碰撞出了更多无穷尽的联想，定格在创业者与媒体人的思维与价值交互之中。

第二天，在三元桥的小餐馆里，面对直接式的邀请，他点点头，选择换个方式改变世界。

在潘采夫的眼中，中国的分享经济改变了标准化的定义，原本采用互联网平台的方式撮合买卖双方从而将剩余资产盘活的模式，在迅速扩张界限，由增量的累积转向存量的增长。

针对当下某些行业弃置初衷、展开资本角力，暴利式的发展方式引发了暴力式的制裁手段，潘采夫感到有些遗憾。针对经常出现在评论视野的“市场饱和说”，他表示怀疑，追求最闪耀路段的占据，不如去谋划科学智能化的布局，寻找更为体面的竞争方式。

信任是分享经济能够风行的基础。于短租行业，传统分租转向整租，职业房东不断涌现，对于小猪主动式破冰、建立信任新模式提出了要求。几年间，20多家书店在小猪平台上线，他目睹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结的过程。保险、实名制与互联网诚信体系的架构，使得依靠技术手段搭建“熟人社会”不再只是梦想。与此同时，潘采夫的固有看法在发生变化。从前认为互联网时代人会孤独，但没有意识到社交需求带来的满足感，可以依靠民宿短租达到愉悦度刷新。单纯社交成为出行目的，大概是互联网能够让人们变得更好的一个理由，也让潘采夫坚定了搭建信用交互美好平台的信念，“城市之光”项目启动。

北京单向空间总店、扬州边城书店、泉州风雅颂书店、苏州作文博物馆、武汉私人图书馆······越来越多的书店延展开自我的边界，在潘采夫的推动之下选择了有机化的发展。在桂林“纸的时代”书店，共有32间卧室，每个卧室配有书架，几步的挪动直通书店三楼。潘采夫曾在那里住过两晚，深深感受到自如的空间感。凌晨两三点的时刻，年轻人放下手中的书，笑着对他说我们去露台聊天吧，像极了曾经的自己。曾在长城脚下的卧房细数星斗，记忆中还掺杂着不久前边城书店院内落满头顶的桂花香，真实的体验带给了他新的冲击与感动。

在管理层的眼中，更多时候他是在用媒体人敏锐的触觉去感知，追求新鲜感的持续，而非机制的架设与程式化复刻。在潘采夫自己的眼中，这个行业此起彼伏瞬息万变，身处中国最有活力的板块中，不断有人加入着。像是曾经盛世的媒体业，合并连横、大戏入眸，一批批二三线小青年，追赶人口红利的空余效应，在共享经济的春天里放声高歌。

仿佛在感受诗意、“曲线救国”的路上走得愈发光明，很多人开始向潘采夫“取经”，谈论有关媒体人成功转型的经验论调。而现实情况是，潘采夫并未选择淡出媒体行业，泾渭分明的区别是不存在的。日坛公园电台、锵锵三人行、博雅小学堂······“到哪里都是战场，永远停不下来折腾，大概是知识经济时代媒体人的特质。”

事实上他对自我的状态并不满意，一直以来折中调和的人生经常催生内心层叠的失落感。其一是舒适度，知识分子创业的弊病，往往在于预先留好退路，缺少将事情做到极致的体验。其二是局限性，潘采夫的世界里，焦灼感让自我价值实现的矛盾一次次出现，依靠选择转弯或倒车，他得到某种程度的放松和缓解。

时至今日，出于媒体人视角，潘采夫习惯于在生活中传递和分享观点，活跃在社交媒体的各大平台板块。每次前往凤凰卫视录制节目，他总是早早做好准备，忘掉工作飞驰而去，在的士上兴奋地组织观点与模拟碰撞的状态，像是某种时光穿梭的映射。在《锵锵三人行》停播之后，他的生活一度陷入了沉寂与无趣。

借助与朋友的沟通方式拓展自我，他所在的两支足球队，其一名曰“媒体阵线联盟”，容纳了传统媒体、创业公司、自媒体等不同领域转型的朋友，另外一个则包涵了旧时的编剧梦。潘采夫曾经和张寒等人成立东郭先生剧作室，六个从事人物调查的前记者，转型退出一线，却留下手底储存的大量材料。那时候他们承诺要拍出真正的现实主义电影，成立宣言的时刻伴随着血红手印的仪式。“买一座小破楼封闭写作，这个承诺还在。”

潘采夫曾经在天涯论坛上写过一篇《致所有与理想死磕的人》，谈到人生道路上，遍地都是烂尾楼，将让自己舒服立为每天的第一任务，其实心里为根本不去做而自卑。由此，对各种特想不开的死磕型人才敬重有加。诸如互联网创业者深陷困境而一搏的冲动，惹人艳羡。谈到好友阿乙，7、8年前两人起点一样，潘采夫喜欢开一些玩笑调侃好友看书不到20本，后来阿乙每每喝酒之时虽不缺席，但却坚持在酒桌旁看书，囿于酒局的真实缘由往往来自困倦，让人甚为惊讶。如今目睹阿乙已经成为中国最好的小说家，常常自愧追不上用生命投入的人。

相较于其他，“六根”是潘采夫内心深处失落感的一份慰藉，也延续了他的写作理想，平台的其他五人，李辉、绿茶、叶匡政、韩浩月、武云浦，都与新京报有甚多渊源。曾经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获年度图书奖，离京之际一场没有理想志向的酒局，没想到将六人缘分延续了十年。如果有机会，潘采夫还想去采访全世界的文化遗产，在他的构想之中，完成记录世界的过程，让他真正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自由的体验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退出一个行业、避开敏感环境，还是选择迈入前沿。等待告一段落，再自由一点可能回去做记者采访吧。”

经历过冲刷萧条与机遇横行的时代转折，理想化的“曲线救国”道路在拥簇中慢慢回流。童年时代和早期踩入媒体的日子，是潘采夫最珍视的人生阶段。前者给予他文学上的安慰感，成为记忆重构中最温暖的部分。八十年代，正是中国农村的黄金十年，农民的麦子亩产可达800斤，收入增速达到令人讶异的层级。那时候集市总是特别旺，堆满来回张望的脑袋和兴奋搓索的双手，生活的快乐指数在这些堆集之中建立。回忆起在濮阳的年少放浪，这个曾经骑着老母猪在街上巡游的孩子，笑谈大概那时骑猪的状态，连猪都很幸福。

但濮阳当下，处在搬迁热点、高铁脱线的层层浪涌中，8月10日潘采夫发表在微博上的一条有关高铁绕道濮阳的评论，用自嘲式的口吻提出不久将写篇文章严肃正名，却失了约。这基于两点，一方面，压在内心深处的媒体人自觉，告诉他不能去预设立场妄自揣测。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一条潜在的底线，也就是他依旧选择文学的来讲述故乡，而不是以新闻的方式。关乎阳光背后的事物，如何去看待和评价，潘采夫保持着审慎态度，与此同时更多的是不舍去撕裂，“我村子里的人，他们还在活着。”

潘采夫经历了媒体人最后的“黄金时代”，现在看来新京报的那段经历恰恰是日向西坠的起始，完成了炸裂之前的能量集聚。包容化的体系，让大批文青汇聚到一起。在即将被吞没却不自知未来的日子里，肆意交互观点、自由释放理想的年轻人们集聚在只有十几平米的空间，他们不问出处，阿丁阿乙还有诸多好友，或是麻醉医生、一方片警，或是卖货界的文学天才，开始在媒体行业乍起。每每吃饭时总会有同行业的四五十人围聚一起，论坛上的直观评价和火热程度意味着人群中隐含的机会概率，在一次集会上，被认出之后抛出的一句“来做媒体吧”，就让混迹网路论坛的绿妖进入了新兴报业。

草莽时代已经过去。但回忆起来的时候，潘采夫的眼中跳出一些光亮。

当下，媒体入行局限日高，与此同时的另外一个群体——“文艺青年”的规模却在膨胀，门槛趋低，甚而成为社交环境鄙视链的对象。在潘采夫的视角里，文艺不是假想小资的生活方式，现代人不应该毁掉这个词汇。他嬉笑侃谈，认为即使衰老和肥胖，也没能剥夺他继续做文学青年的标签，关于“文学”、“文艺”这些词汇，总还是有不舍在。

谈到写文字对于自我的价值，他隐约间有些苦涩，理想的不满足感带来持续的失落，“我所有的一切都来自我是一个写手。”心里的那团火，在“曲线救国”的道路上几度波折，仍在等待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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