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忧杂货店》：电影需要人物，而不是符号
戴桃疆丨文
日本IP本土化的过程向来只取其形而忘乎其神，成龙、王俊凯、迪丽热巴、董子健主演的《解忧杂货店》也是如此。
电影讲述了一个生活在上世纪的独居老人通过在自家杂货店里回复信件、为人排忧解惑，在帮助他人，在陌生人之间串联起一条隐秘关系网的同时，也获得了自己的生活意义。二十多年后，三个对社会怀有报复心理的年轻人闯入杂货店，意外地触发了杂货店中时光机器一般的信箱，他们出于好奇和敷衍开始回信，最后他们开始关心信中人的生活，并惊奇地发现自己的信件改变了寄信人的生活，通过帮助别人，三个迷失自我的年轻人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成龙饰“无名老人”
改编自东野圭吾同名小说的电影在处理本土化问题上需要面对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理解日本社会历史文化对人物的影响，第二个原则是在把握精神的同时，找到中国现代历史中与之相匹配的对象并完成文本转换。
两个原则都很难把握。日本虽然属于东亚，在历史上也曾受到过古代中国的影响，但是进入近代社会后，社会组织形态和中国完全不同，社会人际关系的构建也有异于中国，日本的文化又有着诸多混沌暧昧之处，取其形还算简单，但把握住其中的“神”就十分困难了。把握不住精神层面的部分，找到与原著人物精准对应的群体和时代也就十分困难，想要平衡公众认知与角色塑造的差异更是难上加难。
《解忧杂货店》两个原则都没把握住，上世纪九十年代故事部分，年轻人弹吉他唱民谣、追摇滚，下海经商炒股票等所作所为虽说能够与观众形成共识，可故事整体还是呈现出一种漂浮的状态，没什么能够打动观众的真情实感。
在有限的电影篇幅中，讲述多个故事，时间跨度较大，为每个角色留下的表现空间不大，更不要提更换交替出演同一个角色的演员表演的空间了。在整部电影中，闯入解忧杂货店的三个迷途青年戏份被压缩到最小，大段大段的时光回溯过程，三个青年只保持了最低限度的参与。
作为电影的视角人物，三个青年的心态转变构成了整个故事的叙事主线，而在有限的时间里，三个青年演员必须用力表演才能彰显存在感，情绪相对稳定的角色，前后情绪起伏小，心态转变过程需要观众集中精力、用心感知，事实上考验的是观众的共情能力和感知能力。
同样因为时间问题被限制了表现力的还有秦昊、郝蕾等一批演技过关的演员，这些演员出场就直接接受了角色功成名就后的部分，角色相对符号化——好演员是没有办法撑起烂角色的，综艺节目里点评嘉宾为了呼应节目主题可以放大演员的作用，强调演员对角色塑造的责任，但是真的放到电影里，观众不难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角色能否说服观众一部分要归因于他和生养他的背景是否匹配，背景环境的真实程度构成了对角色说服力的一部分，整个解忧杂货店的成立到时光穿梭后的部分都和中国社会现实脱节，现实生活中可能会有人生因为一封回信而发生戏剧性巨变的情况，但是将巨变的前因后果做过程展示是无法打动人的——那是拍广告的方式，不是拍电影，广告需要符号，而电影需要人物。
治愈故事拍得平庸无趣不仅仅是中国版本的部分，日本电影版也有这样的问题。归根结底这是“治愈系”本身的问题。所谓“治愈”，就是对已有关系的修补缝合，它既不创造也不破坏，难免缺乏戏剧性。日本版总体来说比中国版强一点，这一点就强在它的文化是系统的、圆融的、有说服力的，中国自有国情在此，中国版本拿别国国情说服本国观众，很难解决本国观众的忧愁。
本期编辑 郦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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