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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女经济学家怼李稻葵：与西方经济学分庭抗礼你理论依据是啥

百家作者：董毅智 2018-03-08 08:46:12

作者：傅晓岚

来源：经济学家圈（ID:dalianpapapa）

本文作者傅晓岚教授，牛津大学社会科学领域首位大陆华人终身教授，牛津大学技术管理发展中心创始主任，国际发展系教授。

与稻葵教授商榷：

说好中国故事，道理不错。可是早提出这个问题了，没有什么新意。有一些重要的细节，我觉得值得商榷。核心问题是是理论是解释实践的，还是指导实践的？

第一，英国出了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家。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到凯恩斯，他们的理论前行于实践，是用来指导实践。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是在英国作为小的岛国，如何推动其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大背景下发展出来的。国富论推崇自由市场同时提出贸易给一个国家的剩余生产能力提供了一个泄出口Vent for Surplus。而这种本来没有价值的剩余生产能力，通过贸易交换给需要它的国家/人，从而实现了价值。凯恩斯的理论的提出也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不是用来解释政策的。

第二，该文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哲学的思考，因此比经济理论要高一个层次。哲学就比经济学高一个层次？这个比较的理论根据和实证依据在哪里？

第三，关于日本，确实日本经济发展上没有自己的理论，而是跟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但是日本近三十年的衰退不是没有发明出新的经济理论来解释他们的经济增长模式，而是没有经济政治上的自信，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汇率大幅升值。这个问题我和时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现任日本银行总裁的黑田东彦交流过。因此日本的教训在美对华汇率压力问题上中方不能重蹈覆辙，人民币大幅升值。而中国政府自2005年以来的渐进式的升值策略明显优于短时间内的大幅升值。

当然，我不反对一些文章基于实践案例总结经验。但是这个不是大方向。还是中级水平。

《李稻葵：中国经济学界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分庭抗礼》

本文为经济学家圈2018年3月2日发布

作者李稻葵，清华大学教授

中国发展起来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不适应、不理解，有的甚至觉得中国人偷跑、抢跑、耍赖，占了西方人的便宜。怎么办？需要讲好中国故事。要有中国的理论，理论上不去、讲不圆，咱们在国际上、在政策发展问题上永远吃亏。这方面有很多前车之鉴。

经济学理论讲得成功的是英国人

1775年英国开始搞工业革命，同一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被认为是经济学的《圣经》。《国富论》的基本思想就是，自由市场经济是自我平衡的，好得很，只要你搞自由市场经济，人人都受益。因为自由市场经济可以让劳动分工很细，每个人都发挥效率。亚当·斯密给英国时代创造了一种理论、一种思想，影响了无数人，大家都觉得英国工业革命是世界的福音。亚当·斯密的继任者大卫·李嘉图，当了英国的国会议员，后来到大学当教授，也为当时英国的经济摇旗呐喊，自由贸易好、人人都受益，自由贸易的各国都发挥比较优势。英国当时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在学者那里找到了理论的、思想的根据。

马克思虽然不是英国人，但他研究的是当时兴起的英国资本主义市场的生产方式。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奋斗了几十年，他的结论有鲜明的斗争性、实践性，充满了哲学的思考。他说资本主义的制度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理论是误导，让人误以为那个制度永远会存在。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制度有它潜在的本质性矛盾，这个理论给当时的工人运动提供了思想指导。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哲学的思考，比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高一个层次，这么多年指导了很多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

凯恩斯，又是英国人，看到了自由市场经济本身的冲突、矛盾，包括1929年的大萧条，工人大规模失业，有人想买东西，但是工厂又不能开工，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凯恩斯提出政府必须干预，政府发债券，雇工人在地上挖个坑都可以，只要你挖坑就把工人雇了，工人就有钱了，市场就可以运转起来，他在哲学层面实际上是继承了马克思。一战结束时，凯恩斯作为当时最重要的经济学思想者，倡导不应该死磕德国，英国跟法国应该给德国留出生路，可惜他们没有听凯恩斯的。英国和法国拼命地挤德国，把德国推向了极权主义的、极端主义独裁的死路。二战结束前夕的1944年，凯恩斯带领英国的团队应邀到美国去构想1945年战后世界的经济大格局。讲得非常好，但是可惜英国已经是明日黄花了，美国掌握了世界霸权。堂堂的凯恩斯说不过美国的国务卿怀特，怀特方案最后被采纳。

讲得比较成功的是美国人

美国非常有意思，建国二百多年的时间，绝大部分时间是搞贸易保护的，美国内战的结果是，搞贸易保护的北方战胜了支持自由贸易的南方，这是完全背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基本原则的。很有意思，美国从内战结束以后一直到二战结束，这段时间原则上讲，没有出思想家、经济学的大家，没有思想家为自己辩护。美国推行大陆经济，搞贸易保护，不需要提倡自由贸易是说得过去的，但是美国没有出自己的思想家为自己辩护。直到二战结束，美国要主导国际秩序了，蹦出来一位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经济的领军人物，他是一个很好的传播者，作为犹太人非常会辩论、非常会利用电视媒体的传播渠道在美国到处宣传自由市场经济，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符合当时美国所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精神，算是成功的，但是应该说不能算原创。

接着，二战之后哈佛大学当时最有名的、最有影响的阿尔文·汉森教授，他的贡献是把凯恩斯主义引到了美国。他的学生保罗·萨缪尔森跑到麻省理工学院创办了经济系，技术层面非常强大，建立了现代整个经济学的技术体系。还有一位是萨缪尔森的侄儿萨默斯，当过美国财政部部长，后来又当过哈佛大学校长，以前是为自由贸易摇旗呐喊，最近一段时间开始转向，说自由贸易对美国不一定是好事。

坦率地说，美国搞经济学的人多，技术完备，非常强大，但是思想层面有点土，重大思想都是来自于欧洲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还有后来的熊彼特等。

不敢讲、讲得不好的是日本人

最悲情的故事是日本。日本人将近三十年的经济衰退怎么来的？我认为是经济学没搞好。日本人非常勤奋，技术上精益求精，做一个汽车、做一个产品，几十年如一日，但经济学不是这么玩的。日本人的缺点是什么呢？一是学外语太慢、嘴笨，中国人总的来说学外语比日本人快一点。二是思想层面，没有学到西方的精髓，没有创新。这么多年日本的财政部、央行找不出几个能够跟美国人吵架的、在理论上能够讲得圆的高级学者或者官员。日本财政部里面的博士非常少，这么多年一碰到汇率问题、货币政策问题、具体的体制问题，包括日本特殊体制问题，他们讲不清楚。例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最倒霉的是日本，因为日本借了很多钱给东南亚国家，日本非常希望东南亚国家能够缓一口气，然后把这个钱还回来。日本人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钱不够，我们出钱搞一个亚洲货币基金来营救那些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把他们扶起来之后给我还钱，就像美国扶持墨西哥一样。美国人说不行，一定要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一步伐行动，日本人什么都不敢讲。

必须把中国成功经验讲出来

所以，中国未来到2035年、2050年的发展，不光要解决具体问题，还要把中国的理论讲出来。为什么我们要市场跟政府同时使劲？过去我们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未来为什么要坚持这些经验？为什么今天的美国、欧洲会出问题？要把这个理论上讲清楚，讲不清楚一定会吃亏，这是我们的责任。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经济理论上的“贸易逆差”一定会带来经济政策层面的被动甚至败仗，而经济政策层面的败仗一定会带来经济发展的倒退。一个血淋淋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20多年的衰退，起源于1985年的广场协议，而广场协议之所以签订是因为日本经济学研究长期落后于实践，在日本经济腾飞的年代，鲜有日本经济学家能够与美国同行针锋相对、从学理上反驳美国政府强势要求，没能给一线经济政策团队应有的支持。最终，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政策要求，日本经济政策界毫无还手之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战结束前夜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多亏了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没落的“大英帝国”争得了超额的话语权和利益。日本的例子为我们敲起了警钟，凯恩斯的故事警醒着我们。因此中国经济学界必须有紧迫感，必须把我们伟大的经济实践和思想，转化为国际上有广泛说服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与西方自由经济学理论分庭抗礼的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经济的重大决策，做出应有的贡献。

董毅智

互联网(EC/TMT)、投资金融(PE/VC)律师，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浦东国际金融学会会员、法律自媒体人。腾讯、新浪、搜狐、网易、凤凰、和讯、金融时报、财经国家周刊、法人、创业邦、品途网、虎嗅网、艾瑞网、雷锋网、极客网、TechWeb、钛媒体、百度等多家机构特约撰稿人、专栏作者、创业导师，有数百篇文章在相关媒体刊登及接受专访。著作有《互联网+产业风口》、《Uber 开启“共享经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