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晨报创办人龚曙光:这个时代的娱乐至死,将会变成一个彻底的教训
导读
一个时代影像的过度膨胀,是会伤害一个民族语言功能的,一个民族影像的功能是外在的,一个民族语言的功能是内在的,影像的过分发达,对一个民族来讲不是好事情。
刺猬公社 | 赵思强
“这本书是我一个人的文艺复兴。”7月18日,在深圳全国书博会开幕前的新书发布会上,龚曙光对现场的观众说。
作为潇湘晨报创办人、中南出版传媒集团的董事长,龚曙光每年都要在书博会上坚持做两件事。一个是以文学评论家的身份,与作家进行一场文学对话,一个是以企业家的身份,召开一场媒体见面会。这两件事坚持做了10年。
而今年的文学对话有些特殊,龚曙光以文坛“新人”的身份出现在了对话现场——刚刚发布了自己的首部散文集《日子疯长》的他成了被对话者,讲述他曾经的乡土生活。

参加对话的知名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认为,龚曙光的散文新作写的虽是乡土小人物的故事,但却给出了历史的另一种书写方式。她说:“真正的历史,不是在历史的大事纪年里面,而是在普通人的命运里面。只要把这些人的面容放在一起,就可以构成一段历史,卑微且坚韧。这是潜伏于历史地表之下的历史。这个时代越 ‘ 大 ’,小人物的历史就越宝贵,也越值得被书写。”
20年前,龚曙光投笔进入商海,然后从创办潇湘晨报到带领中南传媒上市,他成为了中国文化产业的领军人物。如今,他又以新锐作家的身份,站在了大众的面前。
文学评论家、媒体人、企业家、作家,这些标签在龚曙光身上融为了一体,也正是因为这样多重的身份,造就了他独一无二的个人风格和对行业及社会敏锐的洞察力。
在接受刺猬公社的专访中,龚曙光表示,近年大火的IP经济是泡沫,在线娱乐和游戏是全民阅读最大的“敌人”,也表达了对年轻人刷抖音成瘾的不齿。他认为社会应该崇尚读书,“一个人不读书可以活,但社会不读书是不能活的”,以下为专访实录。
刺猬公社:您曾表示IP是泡沫,请问您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
龚曙光:第一,IP不是新东西,不是新业态,从来就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IP经济,不就是版权的多介质开发吗?在从开始有了广播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播小说了;开始有了无声电影的时候,电影就开始改编故事了,不用非得讲有了互联网才有IP经济。
其实版权的多介质开发一直在做,如果因为换了个词,就说IP是新的经济业态,在我看来这只是换了一个招牌。
第二,就出版业而言,如此大的一个出版业,虽然一年生产不少故事,但这些故事中,有几个可以转化成电影?有几个可以转化成电视剧?有几个可以被改编成游戏或者动画?对于各大出版集团来说,这么多员工的吃饭问题,靠几个IP养活得了吗?所以我说它是泡沫。如果一个出版人不盯着自己的出版主业,不抠死自己的图书和数字出版,那不是泡沫是什么?
另外,IP是个很大的行业,IP业最重要的东西在哪里?是在科学,现在大家觉得IP好像是文艺圈的事,其实科学版权才是人类最大的IP领域。
刺猬公社:您认为出版业的振兴要靠出版本身,而不是IP经济,那出版业应该怎么靠出版本身实现振兴?
龚曙光:第一,出版在目前状态上,不是做大的问题,而是保份额的问题,出版现在还在增长,但简单的增长数据不能替代某个行业在一个发展阶段的判断,目前来讲,出版不能以增长作为它的历史进程,而是以调整作为基本进程,它是处在一个盘整期,不是突破期。
第二,虽然新业态在为出版增加新的品种、带来新的收益,但整体而言,出版作为阅读产业的一个源头,还是在受到挤压和挑战的,出版的“敌人”不是数字出版,不是在线出版,不是知识分享,而是在线娱乐。
就像原本是看足球的人,被拉去看高尔夫了;原本是钓鱼的人,现在去养狗了,现在出版业面对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肉是在锅里还是到桶里了。
我认为如果中国是个经济强国,不挣游戏这个钱没有任何问题,中国的孩子不玩游戏也没有任何问题,一个民族不是说所有的生意都要做的。所以在线娱乐是我们出版要面对的最大“敌人”,要解决好别让成瘾性游戏牺牲未来一代这个问题,出版才算解决了问题。
刺猬公社:您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龚曙光:我现在认为这个问题不大好解决。我自己没觉得有哪个解决方案能够彻底解决阅读人群减少的问题,但我认为如果被解决,可能会有几种情况。
第一,这个时代娱乐至死,变成一个彻底的时代教训,最后教训我们这个民族。娱乐至死就必然导致民族至死,有这样一个教训,有可能会带来一个民族彻底的觉醒,这种觉醒可能带来阅读的回归,带来阅读人群的迅速扩大,整个民族通过自己的反省,通过自己的反思,最后对当前娱乐至死的民族追求彻底放弃。
我认为欧美对于阅读的钟爱,或者说政府层面对阅读的保护,一定是经历过某一个特殊机缘或者教训的。
第二,我们国家关于阅读的立法,真正能够有措施,能够推行到位。关于阅读有立法的民族也不少,但是能够把这样一条法律,最后变成公民自觉的法律意识,最后变成公民自觉的阅读行为,其实并不是很多。伴随着我们国家对于阅读法的推行,把法律规定变成公民的自觉行为,这如果能够实现,我认为阅读也会有大的复兴,阅读的复兴就一定会带来出版业的兴盛。
第三,当一个行业出现新产品的时候,它需要一个适应期,比如电视出来的时候,社会一片声音是电影要死了,但实际并没有,因为每一个新产品都不是无限适配的产品,而是有限适配的产品。
包括现在的kindle,在线阅读,音频听书,现在看起来每个都站在风口上,发展得如火如荼,但它们是部分适配产品?还是刚性替代产品?这个恐怕是需要时间的验证。我认为目前还没有出现一款刚性替代产品,我们今天看好的这些产品,应该都是有限适配产品。但是人们在心理上接受,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当你认为这些产品只能有限适配你的某一些需求时,你就会强化图书不可替代的那一部分功能,因为现在处在一个似是而非的状态,所以看上去对图书是不利的。
刺猬公社:您刚刚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散文集,描述了曾经的乡土生活,您也曾表示乡土生活是中国文化的根,但现在记录乡土生活的人越来越少了。您认为在快手、抖音等短视频软件上发布自己生活的农村人是在记录乡土生活吗?
龚曙光:当然是记录。任何一种记录都是记录,但记录有永恒的记录和有限的记录,有美好的记录和不美好的记录,有艺术的记录和非艺术的记录,记录都是有意义的,因为人类最核心的优势是有记忆,有记忆才有历史,有历史才有校正自己、纠正错误的可能。
但是,影像的记录肯定不如文字的记录久远和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文字的记录带有更重的民族文化标志。我不是说影像记录、非专业的记录不好,但肯定是有高下之分的,现在用影像去记录湘西,能拍出很好的东西,但是能替代沈从文的文字吗?
但大家也要意识到,一个时代影像的过度膨胀,是会伤害一个民族语言功能的,一个民族影像的功能是外在的,一个民族语言的功能是内在的,所以影像的过分发达,对一个民族来讲不是好事情,因为人类最重要的功能是语言功能,如果你用一种外在的功能,去损害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核心优势,这是有问题的,影像有有限性,文字才具有无限性。
刺猬公社:您怎么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像沉迷游戏一样沉迷在短视频之中?
龚曙光: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受众对娱乐有那么大的需求,比如一个白领,一天到晚应该说是很忙的,玩一下游戏玩一下短视频的时间有,但是有些人一玩一两个小时,还算一个白领吗?小孩子沉迷游戏还可以说他不懂,但是白领们都是青年了,作为一个成年人,都还不能够抵御这些欲望,那他的人生就是该毁。
对于小孩子来讲,他没意识到沉迷游戏自己花费的是性命,但青年人是应该意识到的,他这一辈子就只有这几十年,花掉一节就短了一节,他连自己的命都不珍惜,他还会珍惜什么?我不是批抖音软件怎么样,我只是对这些人刷抖音成瘾不齿。

刺猬公社:之前您说出版行业有问题,越来越多的出版没有敬畏,能否具体说一下这样的现象?
龚曙光:所谓“出版的敬畏”,它是基于一个产业的功能而言的,其实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敬畏,“出版的敬畏”就是要知道你是靠卖知识赚钱的,是靠卖文明赚钱的,不是靠卖水赚钱的。那至少要保证你卖的是文明不是野蛮,是知识不是谬误。要保证你对文明的选择是准确的,你对知识的表达是正确的,你要守住出版行业本真,不能一顿乱说。
一个民族的语言,有它的纯洁性,出版是最要保护一个民族语言纯洁性的。一个时代的语言要进步,网络语言成为社会语言是要吸纳的,但是语言的纯洁性也是要保证的。所谓语言的纯洁性是指两个方面,第一是指本土语言和外来语言之间的比例,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就不能让其他的语言变成你的表达方式,除非这个词本土语言没有。
第二是主流语言形态和语言发展之间的关系,语言肯定是发展的,但是它发展到今天,那些基本的词汇是不变的,表达方式是不变的。现在有些人为了逞才,把语言弄得不像样子,那么这个民族主要的记录载体就没有了标准性,那就意味着民族的承载方式没有了标准性,载体不标准,出版也就没有意义了。
假如莫言是用英文写作,得了诺贝尔奖,你会有什么荣耀感吗?从某种意义来讲,诺贝尔奖奖励的是母语的创造力,奖励的是语言,所以莫言获奖的意义就在于,他不是为中国获得了诺贝尔奖,他是为中文获得了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的意义至少应该在于,第一,表明这种语言是世界可以接受的语言,是具有世界性的语言;第二,这个语言是在当下还具有创造力的语言,这是诺贝尔奖应该有的意义。我们出版为什么要推原创?是要通过原创,激活自己母语的传播力、影响力、创造力。
刺猬公社:您曾提出“一个人可以不读书,但一个社会不能不读书”,这句话应该怎样理解?
龚曙光:一个人不读书可以活,但社会不读书是不能活的。所谓“社会要读书”就是社会要崇尚读书,读了书和不读书要有区别,从某种意义者来讲,叫读书者治人,不读书者治于人,这个社会自然就读书了。这个治人不仅是在政治上,还要在经济上也治人,当前社会不读书的人比读书的人赚钱还多,人们怎么会崇尚读书呢?
刺猬公社:现在自媒体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人有了发声和写作的机会,您认为这是对中文的一种激活吗?
龚曙光:不能说自媒体就是写作,写作是有明确写作意图和明确的表达追求,除此之外的叫“表达”。大量的自媒体是表达,而不是写作。只能说他在自我表达,不能说对母语的创造力有什么贡献,母语的写作是另外一回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书面表达的价值是由文人体现的,语言的生动性是由生活体现的,也就是说生活提供了语言发展的可能性,文人对这种发展最后裁决或者定夺。
刺猬公社:您在经历了那么多身份变换之后,为什么最后选择回归文学?
龚曙光:我少年时代的梦想是当作家,大学和研究生读的都是文学,具备一定的文学专业素养。重归写作起源于冥冥之中的一种纠缠和召唤。这个年纪再出道写作,我有自身的优势,尤其是这20年所经历的生活,不是一般作家可以凭空想象的。
这20年,大多数职业作家在岸上,我却在海里,他们在观潮,我却在弄潮,他们在寻找素材,我却在重塑人生。这种区别之于文学写作,应该就是我的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仅会体现在直接表现经济生活的题材上,而且会体现在生活题材和文体上。因为那不是一堆僵死的生活素材,那是一种深刻的生命体验。
我写作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疗伤,疗这20年在商海里落下的种种心灵之伤。即使未来离开企业,离开经济实务,我也不会将文学当饭碗。我喜欢非职业化写作。我重归写作,这是一代人的精神回归,是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刺猬公社:“一个人的文艺复兴”要如何理解?
龚曙光:说“一个人的文艺复兴”,主要是因为看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整体上还不够好,整体的文学在脱离生活、在脱离人生、在脱离文学自己。
文学从来就不是一个娱乐的东西,现在文学变得越来越娱乐,网络作家每天写大几千字、一万字往上面顶,有些网络作家昨天写的人物今天就不记得,这也算文学吗?
我复兴不仅仅是复兴到我作为一个作家的身份,而且应该恢复到我对文学的一种理想和追求。如果这样去想,怎么定义我的“文艺复兴”?由概念的历史主义向具体的人道主义回归,由虚妄的现代主义向诚实的乡愁主义回归,由拜金的娱乐主义向精神的自省主义回归,由群体的语境主义向个人的文本主义回归。
前面的四个主义是我对当下文坛一些我不太喜欢的文学现象的概括,后面的四个主义是我自己希望回归、希望追求的文学境界。


赵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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