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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折叠》作者郝景芳和她的反折叠计划

百家作者：快公司FastCompany 2019-03-04 05:26:49

2016年8月，郝景芳因中篇小说《北京折叠》获得第74届雨果奖。当时她尚供职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物理学本硕和经济学博士双背景的她正在致力于研究如何通过科学的规划干预方式为贫困地区儿童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

为了更好地实现教育理想，2017年郝景芳正式发起共享教育项目——童行计划，并于2018年8月更名为童行学院。此项目的背后一头连接4-12岁的儿童，为其提供系统性的通识教育课程及营地服务；另一头连接山村学校，以寒暑假组织亲子游或营地游等商业手段反哺山区志愿者支教项目。

创业身份的另一头是从2006年起即开始动笔写作的职业作家。对于从小就喜爱读书的郝景芳而言，写作不止是生活乐趣，更是她观察世界的另一种方式。近期，郝景芳接受本刊采访，且看身兼科幻作家、经济研究员、童行学院创始人等多角色的她如何在多种身份中自由切换。

FC：2017年你发起了童行计划，并开始商业化运作。作为一名科幻小说家和经济研究员，涉足儿童教育的初心是什么？

郝景芳：我一直都想做这个事儿，但是以前没有太多的机会和资源。我最早的想法是做公益+教育，以亲子旅游的方式做公益。拿到雨果奖以后，有一家汽车企业找我拍品牌广告，我说我不拍广告。他们跟我解释说，这不完全是广告，而是给你一笔经费来支持你实现梦想。我就用这笔经费在贵州改造了一个山村图书馆，来实践我说的一边做盈利项目、一边做公益支教的企业模型。

FC：公益+教育的模型是如何运转的？现在近况如何？

郝景芳：当时我想的模式是让支教老师利用假期做亲子游和营地教育，开学以后就正常支教。通过假期旅游接待获得的收入就能给支教老师发放全年工资。我们不仅给支教老师交五险一金，而且工资也是比照大城市定的，几乎和北京年轻白领的薪水差不太多。目前我们在全国已经有三个驻点了，六个老师了，预计今年还会再开三个驻点。

FC：这种方式是否有利于支教教师团队的稳定？

郝景芳：是的。我们的首批员工是2017年招进来的，马上两年的合同要到期了。昨天还有个老师跟我说想要续约。在我们这支教老师工作两年应该都不成问题，有的老师还愿意继续做，把这个当成长期的工作。

童行学院营地照片

FC：对教师、学生而言，使双方皆受益的有哪些？

郝景芳：对于老师，我们有一个机制是：当支教完成以后如果老师的能力不错，也愿意回到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我们会有城市老师的职位给他们介绍、安排。平时，我们会给孩子们开设艺术课程，带他们欣赏艺术、用创意做手动搭建。昨天我还听一个在四川支教的老师说，有个小男孩告诉她说，“老师，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快乐。”（郝景芳学着小孩的语气，眼圈儿有点泛红。）还有一个小男孩，他是留守儿童，老师给他们欣赏梵高的画，这个小男孩问“老师我为什么从画里看到了悲伤？”（学着小孩子的样子）孩子们其实有很多想法，当我们看到这些孩子的作品时，都会觉得特别欣慰。

童行学院营地照片

FC：在你看来，这样的模型具备普适性吗？有可能大规模开展吗？

郝景芳：一年三个驻点的速度作为传统公益来说，肯定是比较慢的，但是如果要作为一个商业机构来看，我们其实也并不能太快，因为每一个案例都要非常深入。首先我们要通过调研、沟通确保支教老师可以稳定地支教两年以上；而且我们也要确保自己的教师管理能够做好；还要确保能找到足够好的老师；确保未来这个地方能够做亲子游、营地招生……所以，每一个驻点的开放都是得慎重选择，事实上，并非所有山区都能做，甚至很多没有旅游资源的贫困山区是根本就做不了的。

FC：童行计划如何演变出商业化的部分变为今天的童行学院的？

郝景芳：正如你说，公益+商业的模式如果想做大，需要更多的商业支持，必须要具备自我造血的功能。所以我们不断开发新产品，比如线上音频课程、线上教育内容等付费课程和城市周边营地活动，这些线上内容本身也可以给贫困地方的学生免费输出。

FC：童行的第一批付费用户是如何积累起来的？接下来重点突破的方向是什么？

郝景芳：2017年10月，我做了一个书单，名为《用100本书让孩子“全景看世界”》，当时为微信公众号吸引了第一批种子用户。到2017年底，我们的另一位联合创始人——浙大生物学教授王立铭——开始做音频课程了。现在童行学院的内容主要以线上音频课程为主，因为音频相对好实现，难度没有做视频动画高，而且对于孩子来说，音频有比较确定的收听场景。接下来，我们计划做系统性的通识教育，将课程按照年级划分，给孩子搭建起整一个人之框架，从了解世界的广度、到历史的长度再到经典的高度。我们还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加深孩子思维成长的培养，比如批判性思维、分析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在音频之外，我们之后可能也会加入一些轻量级的在线讨论班，比如语音或者直播讨论，主要是希望通过互动增强思考引导。我们现在不过是刚刚起步的阶段。

FC：你身上的标签很多，作家、经济研究院、童行学院创始人等。这种多方跨界对你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吗？

郝景芳：我一直以来的困扰不是如何跨界，而是各方面太平均怎么办？我从小就喜欢看书、看漫画，我还做过校刊杂志的主编。九岁开始，我想当天文学家，后来上了大学，在外联部当过副部长，学过国标舞、大提琴，我自己还喜欢画画……但是我从小到大各方面都很平均，这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如何选择。所以我一直走的比较综合，比如我写小说，也会有比较多的想法和想写的领域。除了创作，我也会搞研究。

FC：兼顾多方身份，你是否会有创意枯竭的时候？

郝景芳：我只要把原定的计划写完，就需要排到十年后了。（笑）接下来我想写完我的改革开放三部曲，第一本《生于1984》已经完成了，第二本想写《归家之路》，阐述50后和80后两代人的代际冲突问题。第三本想写90年代到2000年后的一些经济商业故事。我最近刚写一个新长篇，关于人类文明起源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的后续故事我也想写，但不确定是什么时候；我还想写一本书，《时光里的中华》，是我另一本作品《时光里的欧洲》的姊妹篇……我现在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原来有五个项目，在这两年中不断往里面插优先级，最近我很重要的一件事是给童行学院这边写课，讲人类文明史和世界简史，大概明年能写完。

FC：你现在同步做这么多的事情，有没有遇到效率管理上的问题？

郝景芳：事情太多了反而没有问题了，因为我现在基本每天一个deadline。我的时间管理就是看今天要干什么，然后就去做。太忙的时候，我总怀抱着美好的希望想，过一段时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