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都没上去过， 怎么能说是你们的？”

1957年11月，

一封特殊信件寄到了中共中央：

“请允许组建苏中联合登山队，

在1959年3月至6月，

从北坡攀登埃佛勒斯峰(珠穆朗玛峰)。

以此作为新中国十周年的献礼。”

信的落款是——苏联登山协会主席团，

下面还有12名苏联登山运动员的签名。

当时国家体委的同事们一番商议后，

决定婉言谢绝苏联的提议。

“一是因为中国登山队才刚刚成立一年，

缺少登高峰的经验。

二是因为资金、装备等方面跟不上，

无法提供必须的支持。”

正要“婉辞谢绝”时，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贺龙知道了这个消息。

他拿着此信去找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回复：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这四个字，

自从1953年5月29日，

新西兰人艾德蒙和尼泊尔人丹增，

从南坡首次登顶珠峰之后，

登顶珠峰就成了全球登山运动员的梦想。

登顶珠峰难吗？

这张图，就是所谓的死亡地图。

上面记录了1920年到2015年，

世界各国登山运动员和向导，

在攀登珠峰遇难时的海拔位置。

很多登山运动员，

就这样丧失在攀登珠峰的途中。

如今，训练专业、装备优良，

已经搭好梯子、有向导开路修路，

攀登珠峰也不是一件易事，

每年仍有多名登山者丧生。

可是60年前，

在缺少专业训练、缺少优良装备、缺少专业向导的情况下，

周恩来和贺龙为何还要同意这次登山？

北坡有多难爬？

以英国登山队为例：

1921年，英国登山队，

爬到6985米高度就无力再登。

1922年，英国登山队，

爬到8225米的高度时，

因死亡7人而宣告失败。

1933年，英国登山队，

爬到8572米高度附近时，

两名队员失踪，一去未返。

…………

英国登山队七次想从北坡登顶珠峰，

但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

所以英国登山队得出结论：

“想从北坡登上珠峰，

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连鸟也无法飞过。”

所以当时很多人质疑中国登山队：

“连如此专业的英国登山队，

也7次折戟北坡，

中国人是疯了吗，

为什么要选择从北坡登珠峰？

其实一开始，原因非常简单。

第一，因为已经有人从南坡登顶过珠峰。

“如果我们也从南坡登珠峰，

即便成功了，那也只是第二。

而从来没有人从北坡登顶过珠峰，

如果我们成功了，意义就很大。”

第二，北坡位于我国西藏境内，

“从自己国境登上珠峰，意义也要大得多。”

正因如此，中国答应了苏联邀请。

于是1958年夏天，

中苏双方制定了三年计划：1958年侦察，1959年试登，1960年登顶。

苏方负责培训中方运动员，

并提供高山装备、高山食品。

中方负责修建通往珠峰大本营的公路，

以及各种物资的运输，

这次登山计划，

登山指挥部的总指挥，

由贺龙同志亲自担任。

贺龙还把当年的老部下——

“塔山阻击战”的英雄团长韩复东，调去西藏担任前线总指挥。

为了修建从日喀则到珠峰大本营的公路，

西藏工委还特地成立了登山支援委员会。

短短一两年时间，

在平均海拔5200米高度的地区，

修建一条380公里的公路

可以说难如登天。

但中国完成了。

一转眼就到了1959年。

从这一年秋天开始，

中苏两国的关系开始恶化，

苏印两国的关系开始升温。

中方多次向苏方发出邀请，

希望苏方到北京商谈合登珠峰事宜，

但苏方总是一再推脱。

不久，中国驻印使馆传回消息：印度准备1960年从南坡攀登珠峰。

这一下，中方什么都明白了，

“苏联转而援助印度，

站在了中国的对立面。”

贺龙一挥手：

“他们不干，我们自己干，

而且要抢在印度之前登顶，

很快，中国就成立了珠峰登山队。

214名队员来自全国各个行业：

有工人，有农民，有解放军，有教师，有科研人员……

人员看起来虽然很杂，

但挑选的都是精兵强将。

1959年10月20日，

贺龙把登山队队长史占春请到办公室：

“苏联不参加，我们有成功的把握吗？”

史占春回答说：

“在攀登方面有困难，

我们可以尽力去克服。

但现在最大的困难是，

我们缺少必须的高山装备。”

贺龙专门去国家计委、外贸部申请，

买回了高山帐篷、鸭绒登山服等装备，

1960年3月，

新中国第一支登山队，

浩浩荡荡来到珠峰——5120米大本营。

整个计划，分为四次行动。

第一次适应性行动：

从大本营出发，

边走边修整路段，

并运送物资至6400米处三号营地，

第二次适应性行动：

从大本营出发，

边走边侦查线路、修整路段，

抵达7000米左右高度，

建立第四号营地，

第三次适应性行动：

从大本营出发，

边走边侦查线路、修整路段，

到达8000米以上高度，

建立最后一个营地——突击营地，

然后返回大本营。

前三次行动皆为适应性行动，

主要是为了实现三个目的：

1、侦查合适的登顶路线；

2、将物资运到更高的营地；

第四次行动，

就是真正的登顶行动，

从5120米大本营出发，

经过三个营地后，

但计划终归是计划，

计划很多时候赶不上变化。

在实施三次适应性行动中，

第一次还算顺利，

珠穆朗玛峰主峰的北面，

矗立着一座尖突的山峦，

这就是珠峰的孪生姊妹——海拔7538米的珠峰北峰。

在北峰与主峰之间，

是奇陡的冰雪峭壁，

因为它座落在两峰之间，

看上去很像一个坳谷，

所以大家把它叫做“北坳”。

在北坳陡峭的坡壁上，

潜伏着无数冰崩和雪崩的槽印，

这是珠峰最危险的地区，

冰崩和雪崩随时都可能发生。

北坳最难征服的一个点，

就是照片上的这个狭长冰缝。

这个冰缝又窄又陡，

根本没有地方落脚，

大家给它取名为“冰胡同”。

“运动健将刘大义，

在攀登这个冰胡同时，

连续三次跌落下来，

跌得头昏眼花，满身疼痛。”

最后还是队长史占春想到了办法，

“我们先让一个人背靠着一边，

脚抵着另一边一寸一寸挪到顶上，

然后把绳梯放下来，

大家就可以一个个登上去了。”

这个办法奏效了，

1960年4月11号傍晚

大家终于登上了北坳顶端，

并在这里建立了四号营地。

修整十来天后，

1960年4月25日，

登山队发起了第三次适应性行动，

这次行动遇到了更大的麻烦。

4月29日中午，

当登山队伍再次经过北坳时，

本来晴朗的北坳上空，

突然狂风大作，

有人试图搭帐篷避风，

结果刚拉开帐篷四角，

就差点被狂风刮下山崖。

于是大家只好匍匐在冰坡上，

用冰镐来固定自己。

可不到两个小时，

队员们就相继被冻伤。

幸好刘连满发现一条冰裂缝，

大家钻进去躲了几个小时，

躲过大风暴之后，

能继续向上攀登的队员已经不多，

最终，只有许竞、贡布、石竞、拉巴才仁四人攀到8500米高度，

并在那里建立了最后的突击营地。

第三次适应性行动，

虽然完成了预定计划，

但损失相当惨重：

1人牺牲，40多人被冻伤。

有的队员冻掉了手指，

有的队员冻掉了鼻子，

有的队员失去了胳膊。

而且，被冻伤的人，

大部分都是登顶希望最大的主力队员，

其中包括队长史占春。

因为冻伤非常严重，

很多队员不得不送往日喀则治疗。

队长史占春含泪悲叹：

“今年登顶，已经无望。”

前线总指挥韩复东只好下令退兵，

并电告北京：择日撤回拉萨。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立即找到贺龙：重新组织力量攀登顶峰。

贺龙向前线下达死命令：

“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

可为什么要下死命令呢？

因为当时，

中国正在和尼泊尔进行边界谈判，

中方提议，将边境线划在珠峰顶峰。

但尼方却坚持认为，

珠峰完全与中国无关，

“你们中国人都没上去过，

怎么能说是你们的？”

收到命令后，

韩复东立即召开会议。

重新选拔了突击队员。

1960年5月17日，

登山队召开了誓师大会，

队员们在党旗下庄严宣誓。

开完誓师大会之后，

韩复东将一面五星红旗

和一尊毛泽东石膏像，

交给了突击组组长许竞。

出发前，突击队员王富洲，

到医务室告别时说了一句话：

“我这次豁出去了，

如果上不去，

我也就不回来了。”

许竞率领刘连满、王富洲、贡布、屈银华等突击队员，

经过千辛万苦，

许竞、王富洲、刘连满、贡布

4名突击队员，

再加上摄影师屈银华，

终于在1960年5月23日，

抵达了8500米突击营地。

本该值得庆贺，

但许竞一检查氧气瓶，

发现之前带上去的10瓶氧气，

有两瓶竟然是空的，

其余8瓶也都不满。

而要从此处登顶珠峰，

每人至少需要2瓶氧气，

这就意味着——五人之中，有一个人必须放弃登顶。

就差最后300多米就要成功了，

谁愿意放弃这个伟大的荣誉呢？

摄影师屈银华站了出来：

“我留在这里接应你们吧，

我的任务本来就是负责拍摄登山画面，

我登不登顶不重要，

但你们一定要登上顶峰凯旋归来！”

谁知5月24早上，

刚走出帐篷没多远，

许竞就咚一声倒下了。

从登山队进山至今，

他一直负责开路，

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组员把许竞抬进帐篷，

然后重新进行任务分配：

“王富洲接任突击组长，

屈银华临危受命，

经过两小时攀爬，

他们终于来到通往珠峰的最后一道难关——第二台阶。

第二台阶，

是指北坡路线上8680—8700米之间的一道岩壁，

这道岩壁非常陡峭，

尤其是最顶端的4米，

几乎找不到攀附点或支撑点。

四人攀爬了多次都没成功，

就在陷入僵局之际，

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

突然想到了搭人梯的方法。

他蹲下来，

让屈银华站到自己的肩上，

自己再一点点站起来。

屈银华借助他的托举，

花了一个多小时时间，

在岩石上砸进两枚冰锥，

穿进安全绳，

然后利用安全绳爬上了峭壁。

其他三人如法炮制，

成功突破了“第二台阶”。

突击组原本计划9小时登顶珠峰，

可没想到仅仅攀爬第二台阶，

这5个多小时的攀爬，

两个人付出了惨重代价。

一个是屈银华，

为了减轻刘连满的负重以及便于攀爬，

他在砸冰锥时脱掉了4千克重的高山靴，

导致两足脚趾和脚后跟全部冻伤。

一个是刘连满，

因为长时间托举队友，

他耗尽了全身力气，

爬上第二台阶后，

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

将刘连满安置在一块大石头旁，

给他留下一罐氧气，

然后继续向上攀登。

而刘连满，

考虑到队友下山时需要氧气支撑，

于是悄悄关掉了氧气瓶的开关，

他估计自己会死于极寒和缺氧，

于是用铅笔在日记本上写道：

“富洲同志：

我没有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任务，

就交给你们三个人去完成吧！

我这氧气筒里还有氧气，

留给你们三个人胜利回来时用吧！

天已经黑了，

三人只能借助微弱的星光和雪光，

用手摸索着往上爬行。

由于长时间没有进食，

三人体力下降得很厉害，

几乎走一步就会摔一跤。

爬到8830米处时，

三人氧气已全部用完，

但他们并没有停止脚步。

“哪怕还剩一口气，也要爬上去。”

到了最后，

他们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

只好四肢着地，

一寸一寸地往上挪。

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

三人终于成功登上了珠峰封顶。

这一次登顶，

不仅仅是中国人第一次登顶珠峰，

更是人类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

而印度登山队，

可能是体力消耗到了极限，

三个人登顶珠峰后，

竟然都没有很激动，

贡布回忆说：“没哭，只是觉得高兴。”

屈银华回忆说：“我们完成任务了，可以下去了。”

王富洲回忆说：“想不了这么多，没有力气想了。”

“贡布把毛主席像拿出来，

王富洲将写好的纪念条折好，

一起放进空罐头盒子里，

然后一起放到顶峰下方一个碎石堆里。

没有放在顶峰，顶峰上都是雪，

毛主席像是石膏做的，

放在雪里就坏掉了。”

由于没有氧气瓶支撑，

三人无法在顶峰久呆，

于是采集9块岩石标本后，

下降到海拔8700米时，

天渐渐地亮了。

屈银华赶紧取出摄影机，

准备抓拍几个镜头。

因为过度疲劳，

他站立不稳，

一屁股坐在山坡上。

于是他靠着背包，

拍下了两个永载史册的镜头：

一个是仰拍了白雪覆盖的顶峰，

回到留下刘连满处时，

三人已经耗尽了体力。

刘连满还活着。

看到三人归来，

他第一句话就是：

“快快，吸几口氧气。”

三人接过刘连满用生命省下的氧气，

感动得落下泪来，

这半筒氧气，

救了三位战友的命。

1960年5月28日，

《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中国成功登顶珠峰的喜讯，

这次登顶珠峰，

让中国在与尼泊尔谈判中取得主动权，

1961年，《中尼边界条约》正式签署，

边界问题得到解决：

珠峰北面从此属于中国！

这次攀登珠峰最大的遗憾，

就是夜晚登顶。

由于光线太暗，

无法用摄影机在顶峰拍摄360度的环境照片和登顶队员在顶峰的照片。

因为缺乏登顶影像资料，

所以国际社会始终对这次登顶表示怀疑。

为了打破国际社会的怀疑，

1975年5月，

中国组织了第二次北坡登顶珠峰行动。

电影《攀登者》，

讲述的就是第二次攀登珠峰的故事。

1975年5月27日14点30分，

中国登山队再次从北坡登顶珠峰。

这一次登顶，

中国登山队测定了珠峰高度——8848.13米，

“这一精确数据，

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

成为世界地图集和教科书上的权威数据。

它是人类文明史上一组熠熠闪光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