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人姜思达的另一张面孔，是内容创业者。在他为个人IP注入商业价值的同时，他的公众号「思达帕特」也经历了从自我表达到商业化运作的转型。在一番挣扎之后，他说，我仍然保留着创作心，无论是商业化还是非商业化的内容，我仍然坚持自己书写，仍然不胡说八道，仍然不生凑热点，仍然不标题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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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必向内审视，这个过程非常辛苦，恐怕到最后也没有个像样的结论。我们很难肯定自己对于世界是全然拥抱的，更不确信自己始终被世界拥抱着。有的时候我们说自己酷，是说我们不在乎，我们不在乎数据高低，但当一个高数据摆在你面前的时候，酷的人突然不酷了，他会说一句很不酷的话，说：“我们总结一下，还能再怎样复制这样的效果”，或者“还能怎样取得更好的效果”。像是一个足够优秀的厨师，他的团队也会包装他的出身，说他曾看着父亲揉捏面团的双手。这些事通通没有对错，却是我经常思考的事情。当我回看自己的公众号思达帕特的时候，我不得不闲言碎语，聊聊这些。独立和受广泛认可，赚钱和守护内心，玩得开心和吸引外围，快速的目标和持续性的目标，这些都是我们想要的。每一件好事都有十足的魅力，我不够沉稳也不够决绝，我被这些价值持续羁绊着。所以我很难说，如今我写了一篇全然发自内心的文章，和本月有很多客户愿意在我的号做投放，哪个让我更开心。它们是不同种类的开心，也是我都喜欢的开心。一个是让我一天心情舒畅，觉得自己的声音是重要的，是突然间的自恋，和暂时性的内修；一个是让我这个月有了房租，可以发放团队工资，可以由此建立广泛的品牌关系。被自己认可了，和被别人认可了，我都想要。但是它们在我红了的那天开始持续打架，一直打到今天。2014年5月9号，也就是五年半前，我发了第一篇微信推送。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审核失败。失败就是如此的没有道理。但这个失败势必不会给我造成任何影响，也从某一个大二的下午开始，我抱着一台巨沉无比的电脑去咖啡厅开启自己的写作。那会儿每天我都能写3000字原创，其中还有大量的虚构，也就是短篇小说。我跟所有人一样，在回看自己曾经的作品时浑身不适，如坐针毡，觉得幼稚和造作。为了这篇演讲，我硬着头皮，回看了最早期的那些文章。看完之后，我半天坐在椅子上没动过。我定坐在那里，只有一个想法：我写得也太好了。我是认认真真地觉得那时的自己写的很好，比如《厨娘》、《有一条被絮飞满的街》、《病》的第三篇《蝙蝠》、《普通杀人》，这些是虚构。我记得写《厨娘》那天，那是一篇写了一下午的8千字短篇小说，讲一个贫穷女孩袁贤婷的故事。那会儿我已经能够赚些小钱了，已经懂得了如何穿着地更加时髦，出入高档餐厅的时候优雅点菜。但我还是会写“排班级座位的时候，她是唯一一个愿意和袁贤婷一桌的人。大家对袁贤婷的评价有三点：脑子有问题、穷、她妈太胖”——诸如此类，冰冷残破的故事。那会儿也写很多非虚构，比如第一个冲破宿舍范围内关注，在学校里收取了5000个阅读量的一个短篇，一千字左右，叫《塑料菩萨》，讲我小时候在公园玩套圈游戏，套中一个廉价的塑料菩萨项链，我把它挂在家，祈求我妈不要离开我去远方的故事。最后，我说“菩萨不灵”。我写完之后，在学校的咖啡厅里哭了半个小时。那个时候我会为自己的写作而共情，去感伤，去愤怒，去流泪。我像是一个情感极其充沛的生产机器，也觉得自己和那些严肃文学的作家没有太多质地差别。我承认我措辞的幼稚，或者结构不够轻快，但我一样可以在写作中拥有力量感，而不在乎是否给了别人力量。写《在北京，他们飞驰》是写一群蹦蹦车司机，和新闻文体不一样，其实更像是一篇小品文。那会儿我关注到一个妇女，她给蹦蹦车装上了蓝色彩灯。即便她的车依旧是漏风的，也即便她的车随时会被城管扣留，但我依旧情愿幻想，她在装点这辆破车的时候，有一种轻快的欣慰，我甚至感谢她装点了我的夜色，让我在酒后靠在窗边之时，不见得更加狼狈。我情愿非常自恋地感慨那时候写得好，是因为我从那会儿的文字里看到了自由。我无数次为品牌软文写作“要自由”“要这么自由”“要那么自由”，但我知道，自由不是口号，它是一种状态，一种感受，一种已经与我阔别许久的记忆。在我现在的工作里，为了一个远处的不存在的陌生人保持体恤，对一个无名的建筑物表达愤怒，是如此低效的行为，是一个做节目和开花店，一个拥有20多人团队的年轻创业者的残念罢了。这位在大家面前的年轻创业者，拥有一定的商业价值，也对自己的商业价值进行了充分的开拓，他如今会每天开会，又要保持社交，他会接到很多广告，也有足够熟练的方法论，在半个小时内写出一稿过的推广文章。所以当他讲这些的时候，他是异常矫情的，跟使用第三人称描述自己一样矫情。这个矫情让他能够描述一点被普遍忽略的情感细节，又让他时常陷入一种道德焦虑。思达帕特如今有四个核心成员，我，我的商务负责人，我的编辑和美术。在演讲之前，我其实已经向他们表达了我的道德焦虑：我挣扎在商业化和书写内心的边境上。他们回复我，在这份工作里他们感受到了极大的创作乐趣，也在所有可能性下尽可能保留了自己的内心。我的美术说：“关于商业化，我没什么好讲，我觉得能赚钱，是好事。”我尽量让自己看到如此积极回应的时候，恢复平静和理智。但我终究不是一个理性驱动的人。思达帕特集中展示了我的成长史，虽然到最后也只有我关心这份成长史。我能看到自己视角的变化，能察觉到，如今为了一个提案否定若干的我，和那个会在半夜十一点突然发信息号召关注者在国贸站集合，相约在长安街走一整夜的我不一样。成长、变化、妥协、变机灵和变油腻，这些词汇只是立场差异罢了。归根到底，是思达帕特早已从我的个人仓库，变成了一个大敞四开的集市。阅读量高高低低都是表象，内在是，我很难说清我更在乎什么，和如果一定要二选一，我要选自己，还是选别人。“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我何尝不是一个小个体，在把自己变成品牌的路上，我或许放大了自己的心脏，但又切断了自己的手指。我会为新完成的推送长舒一口气，又发现这口气，又长又飘忽。有些事情会陪我走很远，有些只能走一段。我和每一个自己作别，向过去表达不舍，又在新的利好面前，笑脸盈盈。我曾非常残忍地思考，思达帕特到底有没有必要继续存在。现实情况是我仍要为此支付巨大的精力，而这对于创作其他内容体，比如节目、影像、甚至是花艺设计是一种抢夺。最后我并没有注销这个号，理由是看年终的利润，这个号的创收是非常优秀的。让它去留与否的标准，已经赤裸裸地变成了商业考量。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非常残酷地长大了。我会为这一种长大，感到羞耻。即便这份羞耻在很多人眼里匪夷所思。我仍然保留着创作心，比如无论是商业还是非商业的内容，我仍然坚持自己书写，仍然尽全力去写让自己满意的文章，仍然不胡说八道，不生凑热点，不标题党。或许我和很多人相比，也算是有些坚持的人。哪怕都是开商店，都是要赚钱，我也更情愿让它是一个精品店，而不是大卖场。只是，我在翻看最早的自己，有一种惊讶：原来曾经的自己是那么单纯和执着，是自由和放肆。我为曾经的自己感到骄傲。想必我从那时走来，也不至于在这五年间就判若两人。只是我始终保持着一种警惕，对自己的内心极度刻薄。我过于善于自我否定，最终把自己交付给一些粗暴的哲学：我写这篇演讲稿的时候泪流满面。那天的我不知道真正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会是怎样的神情。我想起了那个咖啡馆，和发布第一条语音时的盲目自信。我把那一刻的感觉抓了回来，在这里不负责任地自说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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