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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企业撤离中国？

百家作者：广东共青团 2020-05-06 14:26:12

近日，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公开呼吁美国企业撤离中国，并表示，疫情后期，将会采取措施改变美国对中国过度依赖的关系。

不过，路透社最新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在华美企并没有因为疫情产生撤离中国的计划。

包括苹果在内的一些企业都表示，它们在中国以外找不到能满足需求的生产地。

由此可看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不可取代的位置。那么，中国是如何进入全球产业链的？疫情之下，反全球化呼声此起彼伏，全球供应链又会发生哪些变化？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些不确定的变化？

作者：何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1
中国是怎么上船的？

2018年时，中美的贸易摩擦备受世界关注。但美国在挑起贸易摩擦的时候，它想象中的对手是中国，结果却遇到了一个比中国更为强大的对手——全球供应链。

什么是全球供应链？其实就是全球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已经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全球分工体系，形成了一个全球市场。这个链条不仅连成了一体，还越拉越长，把生产的各个环节都串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全球供应链不会被贸易摩擦打断的真正原因是，大家都已经上船了，都坐在一艘巨轮上。

那么，中国是怎么坐上这艘船的？这就要回顾一下全球供应链的起源。导致全球供应链出现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个是互联网技术的出现。

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带来了全球分工的新形态，也就是说，这才有了船。《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写过一本书叫《世界是平的》，里面写到，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就像是一个推土机方阵，上来就把这个世界推平了。无论你身在哪里，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只要能搭上全球化这趟列车，就能在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风采。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原来的贸易是产业间的贸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生产鞋子，美国生产飞机，我们用鞋子去换人家的飞机。后来的贸易变成了产业内的贸易，也就是说，不管是鞋子还是飞机，在生产的过程中都会有劳动力密集型的环节，这些生产环节就可以被外包到像中国这样劳动力相对便宜的国家，这样一来，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就变得无穷无尽。只要先给一块垫脚的砖头，让我们能够站稳脚跟，我们就会迅速地向产业链的两端扩张。于是，中国很快就变成了“世界工厂”。

第二个是地缘政治因素。

当时，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不再存在，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以拉拢为主。这是一种“邀请的发展”，最典型的是冷战时期的“亚洲四小龙”，也就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美国的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要是美国邀请你去他们那里卖东西，你当然更容易发财，而“亚洲四小龙”的确很勤奋、很努力。当然，话又说回来，接到了邀请就一定能发展吗？不一定，当时，菲律宾手上也有这样一张邀请券，可是菲律宾就没有发展起来。

那么有没有没收到邀请，但一样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国家呢？似乎很难找到。中东有些国家挖到了油田，一下子发财了。可是，我们能说它们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吗？恐怕不好这么说。毕竟，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矿，要是家里没矿，又想发展，第一桶金很可能是要在海外市场赚到的，这就是美国市场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

中国的情况更特殊，不仅仅想进入美国市场，还想要登上全球经济这艘巨轮的船票。而国际政治的现实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想要上船，是绕不过美国这一关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候就是加入WTO之后那几年，而在入世谈判的时候，中国谈得最为辛苦、付出代价最大的也莫过于跟美国的谈判。

第三个是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

上了船，并不意味着就能实现经济腾飞，毕竟，能够上船的乘客很多，有的坐一等舱，有的坐二等舱，有的只能到甲板下面。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意味着把自己的船舱让了出来，中国有了升舱的机会。

细说起来，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趋势始于20世纪8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的兴起。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了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所以在英国有撒切尔主义，在美国有里根革命。这种思潮也给企业的管理带来了冲击，经济自由主义告诉企业家们，企业的目标就是让股东利益最大化。可是，员工的利益、供应商的利益、消费者的利益、社区的利益呢？对不起，那都得靠边站了。

这其实是在用做金融的思路做企业——如果想让股东利益最大化，制造业企业就得剥离“非核心资产”。说白了，就是把能卖的都卖掉，把能外包的都外包，这样一来企业就变得“轻资产”了。同样还是赚这么多钱，但用的资产少了，财务报表就好看多了，公司的股票价格就会涨，股东们当然高兴了。

举个例子，当年被商界奉为神明的通用电气（GE）CEO杰克·韦尔奇就是这么干的。从1981年到2001年，韦尔奇担任GE的CEO，一方面出售跟制造业相关的业务——小型家电、半导体、移动通信等都卖了，另一方面积极收购金融公司。事实上，韦尔奇已经把GE变身为一家金融企业了。当时，大家都说韦尔奇是个传奇，后来才醒悟过来：伟创力、捷普、台积电、广达、富士康，都是在这个时候兴起的。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美国的制造业外流了。1960年，美国的制造业达到巅峰，29%的美国就业者受雇于制造业，如今只雇用了10%的美国就业者。最重要的是，制造业空心化影响了美国的技术创新。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来自其创新能力，而创新是在实践中踩出来的一条路。

而中国在此过程中，实现了制造业的升级。

2
全球竞争力

了解了全球供应链如何生成后，中国所处的地位如何？

我们知道，有的行业技术水平高，有的行业技术水平低，比如，造飞机的肯定比造鞋子的技术水平更高。但手机和手表，飞机和火箭，谁的技术水平更高？衡量不同行业的技术水平，其实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找到直接的答案，那么可以通过迂回的方法，找到“代理变量”。

哈佛大学有三位经济学家，分别是豪斯曼、黄和罗德里克，他们提出：能不能用收入水平作为产品技术水平的代理变量？

虽然很难说清楚产品的技术水平，但我们比较容易看出来哪个国家更先进，用人均GDP就可以猜得八九不离十。

受到这种思路的启发，三人提出：高收入国家倾向于出口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所以如果一种产品的世界出口份额更多是由高收入国家贡献的，那就有理由认为这种产品的技术含量更高。

我们一共观察了163个样本国家，考察的时间跨度为2000年到2017年。

第一步是用贸易数据和人均GDP数据计算出产品的技术密集度。我们一共考察了5057种产品。然后，我们又将5057种产品按照技术密集度从低到高排序，分为4组。也就是说，排名最低的25%的产品组记为第一类产品，即技术密集度最低的产品。第二类产品是技术水平中下等的，第三类产品是技术水平中上等的，第四类产品是技术密集度最高的。

中国出口的都是哪一类产品呢？如果观察从2000年到2017年中国4类产品的出口占比变化趋势，我们会发现其重要性依次是“三二四一”：第三类产品是当前的出口主力，占中国出口总额的38%；其次是第二类和第四类，目前分别占25%和24%；第一类产品的占比已经很低，仅仅徘徊在10%左右。我们还能看到，第三类和第四类产品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提升最明显，每类产品都有8%左右的提升；第二类产品占比相对稳定，2010年以来略有下降；第一类产品占比显著下降，从2000年超过25%的份额下降到10%左右，且这一过程主要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

中国出口的各类产品，在全球市场上各占多大比例呢？第二、第三、第四类产品占比在2000年到2015年间一直稳步提升，2015年之后趋于稳定。这一趋势与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变化趋势保持一致。2015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达到历史最高值——13.8%。第一类产品在2000年到2008年间占比有所增加，2008年之后基本保持稳定。这说明，2000年至今，中国出口结构在优化，国际竞争力在增强，同时，这种结构优化也没有导致低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一个基本的证据是第一类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出口占比没有出现显著的下降，而是依然相当稳定。中国低端制造品的出口比例下降早在2008年前后就已经出现，这说明大约在那个时间点，中国就已经初步完成了出口结构的优化。

第二步，我们要看看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关系。

最近几年，“金砖国家”（BRICS）、“展望五国”（VISTA）等概念相继提出，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也被普遍看好。参考这些概念，我们从新兴经济体中选了10个代表性的国家，分别是：南非、墨西哥、巴西、土耳其、泰国、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我们称之为“EM10国”（EM是Emerging Market的简称），也就是新兴市场10国。

我们将EM10国的第二类和第三类产品的出口规模加总，然后跟中国同类产品的出口规模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在2005年之前，中国第二类产品的出口规模一直低于EM10国，随后开始增长，并最终超过EM10国的总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2015年之前，EM10国第三类产品的出口规模之和高于中国，但随后被中国超越，中国至今仍处于领先地位。也就是说，中国在第二类和第三类产品的出口上具有规模优势，即使我们把EM10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它们也很难在可预见的未来替代中国。

那么，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有多大？

我们也观察了OECD国家在4类产品方面的出口结构。OECD就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是由36个发达国家组成的国际经济组织，加入OECD一般会被认为是加入了发达国家俱乐部。

我们发现，OECD国家的出口结构相当稳定，第三类和第四类产品的出口占比最高，且占比相当，约为37%。第二类和第一类产品的出口占比相对较低，分别在16%和10%左右。当前，中国第一类和第三类产品的出口占比已经与发达国家基本一致，但第二类产品的占比偏高，第四类产品的占比偏低。所以，中国未来的出口结构很可能会出现两个变化：第二类产品出口占比继续下降，降幅为8%～10%；第四类产品出口占比继续上升，上升空间与第二类产品的降幅相当，约为10%。

这就带来一个严峻的挑战。如果比较美、日、德、中四国第四类产品的出口规模，中国第四类产品的出口规模已经与美国和德国相当。这意味着，如果中国想继续提高第四类产品的出口占比，就必然要挤占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份额。这是一场硬碰硬的角逐，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会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

这提醒我们，国内市场很重要。用高水平的产品跟发达国家抢夺国际市场，这条路会越走越难，但用高水平的产品满足国内需求，对中国制造业来说是一条康庄大道。

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出口竞争力方面，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拉开了差距，和发达国家缩小了差距。

3
需求与技术

这真是一个变幻莫测的时代，我们不得不重估原有的全球经济体系。

互联网技术曾经使得制造业的分工链条越来越长，但现在这种趋势放缓了。分工更细，效率会提高，但分工过细也会导致管理成本提升。最近10多年，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供应链的扩张速度已经大大放缓，这或许意味着，全球供应链的扩张已经快到头了。

后冷战时期出现的“中美合作红利”也在消退。美国觉得中国崛起的速度太快，不再把中国当成队友，而是把中国当成对手。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转折点，中美“脱钩”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更快。

美国也已经意识到制造业空心化带来的弊端，但如何才能扭转颓势，他们并没有考虑清楚。特朗普想出来的对策是另起炉灶、重新定规则，把原来的记录都清零，但这是一种并不现实的做法。全球供应链更像是一种自然力量，像季风，也像洋流，它不会乖乖地听一个美国总统的命令，全球供应链又像“变形金刚”，它会改变自己的形态。

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最佳的策略是跟着它一起变，帮着它一起变。当下，能够影响到全球供应链变化的三种新的力量是：需求、技术和信任。

先说需求。我们曾赞叹，一件衬衫，从棉花、棉布到最终成衣，在被邮寄到消费者家里之前，可能已经环游世界了。随着消费者更在意个性和品质，衣服不能再慢悠悠的环游世界了，未来的全球供应链会变得离消费者更近。

未来的需求会来自哪里？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消费者的崛起。我们曾经讲过，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性格，市场的性格会影响到生产的布局。美国市场的特点是同质化程度很高，麦当劳和汉堡王可以开到任何一个小镇，美国人买衣服都去GAP，买电器都去BestBuy，这样的市场非常适合连锁店模式和大批量生产。日本的市场走的是另一个极端，产品追求极端精细化，有很多细分市场、小众产品，日本消费者对完全雷同的产品不感兴趣。

中国市场很可能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一方面，中国的市场规模足够大，绝大部分产品都能够达到量产的规模，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区域化色彩浓厚，呈现出梯度分布的特点，这给很多特色产品提供了生存空间。中国市场最鲜明的特点，可能还得算是“快”，中国的消费者愿意尝试新生事物，口味变换更快，这对创新企业来讲是最大的福音。

再说技术。过去的生产过程是从一块矿石开始，到一件产品终止，未来的技术会从头到尾改变生产过程。

先看生产的源头。材料科学的发展很快，这会使得原来的某些生产工序从此消失。

再看生产的中途。智能生产会让生产中的某些环节连在一起。

再看生产的终点。未来制造业最终的产品并不是一件产品，而是一组产品，而且是一组相互协作的产品形成的解决方案。“产品＋服务”才是未来制造业的出路。

最后，未来的制造业可能是没有终点的。因为地球上的资源是稀缺的，人们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所以未来的制造业会更注重资源的循环利用。

这会给中国的企业带来什么挑战呢？过去，我们学习的是如何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加入一个分工体系，专注于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现在，我们要明白过来，制造和研发之间是互补的。没有研发，就没有先进制造，同样，没有制造，也没有先进技术。

4
“互信网”时代到来

需求和技术带来的冲击再大，中国的企业也有足够的能力应对，但说到信任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我们就不能不提高警惕了。

2019年9月6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做了一个演讲，提到，过去10多年来，世界经济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世界变“深”了。万物可以互联，彼此可以互探。你的手机能连上你的闹钟，也能控制你的空调，还能跟你的汽车对话。每一件事物都在变“深”，这种变化趋势正在成为全球化，尤其是中美贸易和技术关系中最大的挑战。

图为托马斯·弗里德曼。

过去，中美之间的贸易是“浅层”的贸易。中国购买美国的大豆和飞机，美国购买中国的鞋子和玩具。大豆和鞋子之间不会互相沟通，飞机和玩具之间也不会互相对话，所以，这样的贸易是可控的。

如今，中美贸易开始进入一个我们从未到过的领域，双方交易的商品和服务开始涉及智能手机、人工智能系统、5G基础设施、量子计算、电动汽车和机器人。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也会带来一种内心深处的不安。美国人会想，假如我买了一部中国的智能手机，可能意味着我的个人资料会被一家中国公司获取吗？那么，它会用这部手机监控我吗？当然，按照这个思路去反推，中国人也有可能会对美国技术提出同样的疑问。

于是，我们看到，全球化和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都在销售能够深入对方社会的技术，但双方还没有发展起足够的信任，无法放心地购买并安装使用这些重要的技术。弗里德曼说：“如果能彼此信任，我们可以走得远、走得快。但如果没有信任，走远、走快也就无从实现。”

在需求、技术和信任这三个影响全球供应链变化的因素中，信任显然是最为重要的。信任甚至已经改变了全球生产网络的本质。

这时候，全球化会牵扯到政治、文化，甚至是心理问题。你会不会偷走我的技术，抢走我的工作机会？你的生产过程中有没有让我不舒服的地方，比如，你有没有关心环保和气候变化？你有没有尊重我的价值观，甚至你有没有认同我的价值观？

技术一旦实现了突破，就不会再出现倒退。经济一旦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就会把根扎得很深。唯独信任是反复变化、随风摇摆、境由心生的。信任是这个世界上最脆弱的东西，我们又该怎样把全球生产网络建立在如此脆弱的基础上呢？

5
我们需要新朋友

寻找和你志同道合的人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全球化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而信任是最脆弱的，你只能先找到“小部落”中达到最低门槛的信任。增长停滞、贫富分化、阶层固化，这些社会问题撕裂了全球经济，民粹主义泛滥的速度远比荒漠化的速度更快。但是，在一片民粹主义的沙漠之中，依然存在着全球化的绿洲，而这些绿洲连点成线，就是新的丝绸之路。

我们在这两年的调研中，隐约看到了一个新物种的出现。这是一群特立独行的人，我们可以把他们叫作“全球游民”。

他们关心的是技术和创新会把人类带到什么样的未来，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怎样回到过去的假想的“黄金时代”。他们好奇、乐观、朝气蓬勃，他们经常跳出常规的思维框架，有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他们不受地理的限制，无论是在硅谷的帕洛阿尔托，还是在深圳的南山，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上海，他们正在做的事情都一样。他们的团队往往是跨文化、跨学科的，他们身上有某种特质，你可以在万人丛中一眼识别出来。有时候想，如果我们注定会经历一次社会经济环境的巨变，那么，“全球游民”会不会是第一批上岸的鱼？

当然，有时候，抱团取暖会让你更焦虑。一群相似程度很高的人在一起，哪怕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人，也有可能会团结起来犯最愚蠢的错误。如果一个社会网络中同质性程度更高，也就是说，大家的三观完全一样，那么，他们很可能会过滤掉跟自己不一样的观点，结果就会陷入更极端的观点，而无法形成对整个世界的真实认知。在互联网时代，我们不仅没有看到偏见的减少，相反我们遇到越来越多的偏见。于是，你还需要跳出自己熟悉的圈子，走异路，去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

反全球化浪潮在短期内是无法逆转的。正如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说的，反全球化可能是当今世界最具有全球性的事件。如果你跟着这股力量随波逐流，最后就会被带入一片黑暗森林。国家与国家之间无法合作，企业与企业之间无法交易，文明与文明之间无法对话，族群与族群之间无法和解。你可能会越来越多地被迫要选边站队，而每一次选边站队，都会把你原本丰富的人性切掉一小块，也会把你原本丰富的生活切掉一小块。阿马蒂亚·森说，我们必须用相互竞争的多元身份挑战单一的好战的身份认同观。这是维持和重建信任的必由之路。

在全球供应网络变成互信网之后，你才发现，其实，全球供应网络的背后不过是人类的社交网络。人类网络制造的麻烦，最终也只能由人类网络来修复。耶鲁大学历史学家提摩希·史奈德告诫我们：“老朋友是你能依赖的最后依靠，而结交新朋友则是改变现状的第一步。”

来源：瞭望智库

编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