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第一个“90后”，30岁生日快乐！

你可能还记得，那双饱含“我想读书”渴求的“大眼睛”。

△视频制作：戴威

△金寨县希望小学的前身——彭氏祠堂（资料照片）

△衣衫褴褛的孩子

△这样的学校

△这样的教室，没有桌椅的教室，用一口棺材当桌子，坐在草上上课。

△这样上课

△这样考试

△老师这样教学。老师为了表示对记者的欢迎，写在黑板上二个字，学生们抄下来，但都写错了，原来老师只上过二年学。

△1987年4月，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县寨怀村小学戴红英老师背着不满五个月的小女儿上课。

更让人揪心的是，即便只是这样，依然还有很多孩子面临着失学。

这个孩子品学兼优，但是家庭困难，交不上学费，为了能让家里同意交费，孩子到家就干活。

父亲说，就知道没好事，要不你怎么这么干活啊？

母亲说，你太不懂事了，一家人要吃饭，哪有你的学费？

这个失学的孩子，赤脚走在泥地里，背上背着砍柴的袋子，头上顶着轮胎内胎遮挡风雨。

还有这个孩子，她只有11岁，为了挣钱上学，一次背16块砖，挣几毛钱。“我要上学”四个字是她自己写的。

如果没有外力的帮助，这些孩子都将走上父辈的老路，砍柴、喂猪、务农，持续贫困，永远看不到希望……

怎么办？

虽然《义务教育法》已经于1986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但是咱们国家太大了，底子太薄了，没钱啊！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9年10月30日，团中央直属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下称青基会）召开“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新闻发布会，“希望工程”应运而生。

而那时，青基会的全部家底，只有团中央拨付的10万元启动资金和1万元的工作经费。

为了尽快募捐到资金，他们最初采取的是向全国各工矿企业发放劝募信，青基会印了大约50万份传单，动员工厂的青年工人帮着抄信封，青基会的每个人每天晚上也抱一大摞信封回家去抄。

用这样的方式，他们把13.7万封筹资信寄到了全国的工矿企业。

接着，在1990年1月，又向全国40万个工矿企业发出了宣传材料和劝募信函。

这样的方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每一批信寄出去后半个月左右，都会掀起一个捐助的小高潮。

1989至1991年的三年时间里，希望工程总共资助了3万名孩子，建立起了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次年，广东也建起了第一所希望小学——五华县转水镇輋维希望小学。

△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克强同志曾专程到金寨县为全国第一所希望工程选址。

但这种手抄报的方法影响毕竟有限，如何扩大社会影响，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希望工程之中帮助失学儿童，成为了摆在青基会面前的一道难题。

1991年的一天，时任青基会秘书长的徐永光灵光一现，能不能效仿商业宣传，在一些媒体上刊登公益募捐广告？

随后，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多家国家级报纸上出现了希望工程的募捐广告，“我要读书”的声音响彻神州大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幼儿园的孩子。

一元两元 ，一分两分。

无数爱心汇款单像雪片一样的寄往北京。

他叫赵渭忠，河北省军区原副政委，少将军衔，很多人叫他“希望将军”。1992年，他卸下戎装投身“希望工程”，把爱给了上不起学的孩子，这一干就是22年。

期间，他们全家累计捐款100余万元，还多方筹资，资助了1500余名贫困孩子，援建36所希望小学。他说：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解放军的战士，同时也是一名志愿者，我要永远做爱的桥梁、爱的纽带、爱的传递者。我的骨头是硬的、血是热的、爱是真的。”

把自己全部生命和精力投身希望工程的，还有他。

1987年，已经74岁的白方礼决定做一件大事，那就是靠自己蹬三轮的收入，帮助贫困的孩子实现上学的梦想。这一蹬就是十多年。

直到他92岁逝世。

网友在纪念白方礼老人的专题网页上如此评论：

“一个馒头，一碗白水，他曾如此简单生活；三百学子，35万捐款，他就这样感动中国。”

而另一位老人，用实际行动对“希望工程”的支持，则彻底为这项全中国最大的公益事业打开了局面。

他，便是小平同志。在当年“希望工程”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曾两次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款。

△邓小平同志亲笔题词

从此，希望工程蓬勃发展，成为了我国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富影响的公益事业。

没有之一。

截至2019年9月，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152.29亿元，资助家庭困难学生599.42万名，援建希望小学20195所。

这意味着，有5,994,200名孩子和他们家庭的命运从此发生了逆转。

苏明娟，正是这其中的一员。

1991年4月，苏明娟正上小学二年级，家里的境况，用她的话说：

“全年的收入仅仅够全家吃三个月，父亲每天起早贪黑，上山砍柴、下河抓鱼，用换来的钱，买点口粮，维持生计。”

外界的帮助，让苏明娟决心去帮助更多的人，大学期间，她曾组织同学去金寨县另一个贫困村支教。那个时候，孩子们上课的条件仍然非常差，教室四面通风，只有一个破屋顶。

这些经历，让她更加体会到了自己的幸运。

大学期间，苏明娟曾致信青基会，诚恳地要求自行退出青基会对她的捐助计划，以便帮助其他人。

成年后， 经过教育的洗礼，当年蓬头乱发的大眼睛小女孩，成为了希望工程的形象大使。

除了把自己的工资捐出一部分来资助更多的孩子，工作之余，她还尽可能参加希望工程的各种公益活动，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同样的孩子听，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31年弹指一挥间，像苏明娟一样曾经的失学儿童，如今已长大成人，反哺社会。

受希望工程救助的第一批学生张胜利，他读完了小学、初中的全部课程。1995年8月，中国青基会实施教师培训计划，他被上海第一师范学校免试、免费录取。

毕业后，张胜利放弃了留在城市的机会。他知道是希望工程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选择回到家乡，让希望在他的家乡桃木疙瘩村继续延伸。

回到桃木疙瘩小学任教第一节课，他就跟学生们讲希望工程。村里许多孩子因贫辍学，张胜利就在大山深处一个村一个村地走访，帮助了很多孩子重返课堂。他说：

“越穷的地方越需要重视教育，因为知识能改变命运，这是希望。”

△张胜利与孩子们在一起

火种只有传递，才能星火燎原，才能生生不息。

我们也看到，如今的希望小学已不再是当初简陋的模样。

△现在的金寨希望小学

△现在的金寨希望小学

△现在的金寨希望小学

改革开放以来，希望工程实施也有31年，农村中小学的硬件设施已经逐步改善。

然而，在籍教师年龄大、人数少、知识更新慢，而优秀人才又难以扎根农村的现实，都让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仍然让人忧虑......

57岁的赵铭壁是云南鹤庆县草海镇小马厂小学年纪最大的老师。这里，61名学生配有教师4人，最小的老师也有52岁。

“为什么没有年轻老师？”

赵铭壁自问自答，“他们年轻，都要去热闹的地方，哪怕挣钱少。这里条件这么差，哪里待得住哟。”

其实，像赵铭壁这样的“清凉油”老师，在偏远山区和农村贫困地区，还有很多……

他们甭管头疼脑热、上火晕车，通通可以拿出来用。没有音乐课老师，他们就扯开嗓子唱；没有体育课老师，他们也可以顶上去。尽管对于他们来说，上节篮球课得躺好久才能缓过来。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是在犯罪啊！”提到一人分饰“多角”，赵铭壁常常感到忧虑：

“我老了，知识结构也陈旧了，跟不上这个时代的发展。可是没有年轻老师顶上来，我的孩子们接受的依然是陈旧的教育。”

△河源市大湖镇中心小学的黄锦鸿老师正在给孩子们讲题。

△刘方哲的音乐课是孩子们从未体验过的，每个孩子手中都有一把小吉他，这些音乐器材多半也是社会上好心人捐赠而来。

△就是下课了，孩子们都喜欢围在鲁思凡身边，和她聊天，这和很多学校里学生课后最怕看见老师的现象不同。

△方加倍老师与孩子们在教室里，背对着黑板合影。

如果你愿意，给需要帮助的孩子，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也请加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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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广东共青团综合整理自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年报、新华每日电讯等

编辑：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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