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已过万重山

2020年第一季度，在疫情冲击下，四大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也没能独善其身，城市经济全都出现了不小的下行，四座城市GDP平均增速为-6.675%。

尽管略好于全国-6.8%的增速，但依然要引起重视，因为一线城市经济作为中国经济的核心发动机，它们事关大局。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一线城市早已超越所谓“区域辐射”之类的角色，它们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的空间系统，并崛起为全球性的生产要素配置平台，其运行状态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国家的全球竞争力。因此，尽快推动一线城市复苏的工作，绝对不能等闲视之。

在四大一线城市之中，广州的复苏呈现出了强劲的势头。一个数据值得关注：

2020年第一季度，广州的写字楼空置率在一线城市中最低。此外，广州也是一线城市中唯一空置率下降的城市。

广州，发生了什么？

对空置率的高与低，常见的分析是，除了宏观上的供求决定之外，在需求侧，它与城市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

作为千年商都，广州的产业结构以传统商贸为主，而其他一线城市的金融业体量更大。由于2017年年底监管层启动去杠杆，P2P等遭受重创。广州的传统商贸经营稳健，抗风险能力强，所以空置率低。

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并非问题全部。因为，差不多与去杠杆同时，中美贸易博弈也同期爆发，作为传统的外贸大市，广州传统商贸遭受的冲击也可想而知，但广州为何稳住了阵脚？

产业结构固有的“抗风险特点”并不一定是空置率很低的主要原因，风险防控和提振经济措施，也是租赁需求畅旺，拉低空置率的关键。

比如在2019年，广州地方金融监管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了对地方金融风险监测全覆盖，监测企业多达12.33万家，并通过主动退出和出清平台风险，使广州成为全年无网贷“爆雷”的特大城市。

此外，在疫情爆发后，广州复工较为迅速，为全国和全球的战疫生产提供了大量物资。“暖企15条”“稳增长48条”等措施，也有助于稳住产业链。

除了写字楼空置率，另外两个数据也显示了广州实体经济的强劲。一个是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进出口金额，另一个是就业率。

而就业数字显示了城市经济的强劲反弹。一季度广州市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为4.43万人，但仅4月一个月内，新增就业人数即大幅上涨至6.62万人，大于一季度3个月的总和。

就业非小事。它是“六稳”（稳就业）和“六保”（保居民就业）之首，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和经济转型的缓冲阀。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广州非常及时地承担了国家和社会赋予的责任。

按照广州市统计局5月底发布的最新数据，1-4月，全市工业、消费、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降幅比一季度均有所收窄。此外，诸多指标恢复正增长。

4月份，全市工业已基本恢复至上年同期水平，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当月增速由负转正，分别增长1.5%和1.4%，这说明广州的核心工业企业已初步走出疫情影响。

除了产出的恢复之外，动能依然在不断积蓄，重点投资继续加码。

这些超快恢复或者说逆势增长的行业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早已完成转型升级，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有着极强的“抗疫能力”。

近年来，广州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IAB产业和新能源、新材料等NEM产业，推动“广州制造”向“广州智造”升级。在疫情爆发的时候，广州在这些领域的深厚积累，让城市经济展现出了强大韧性。

当城市经济恢复正增长，就业岗位的产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就业也并不是全部，一座国际大都市的实体经济复苏对国家和社会来说，还有着更多重要意义，并超越了实体经济本身。

在当下中国，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也是一场关键“战役”，它事关金融稳定的大局。对一座实体经济大市来说，除了要有效遏制本地金融风险之外，还必须通过强劲的实体经济来吸引外汇进入境内，支撑起外汇储备和人民币的坚挺汇率。唯有如此，才是真正的国际大都市。

要达到这个目标，一是出口，即外汇通过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进入中国；二是吸引外资，外汇通过资本项目进来。实际上，从中美贸易博弈开始，扶持出口导向的实体企业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越发成为了中国财金政策的两大出发点。

而广州在这两方面，走在了前列。

1-4月，全市出口总额1498.0亿元，同比增长4.0%，增速比一季度提高1.3个百分点，远高于全国（-6.4%）、全省（-10.8%）。在全球市场充满未知的时点，广州的这个成绩非常不不容易。

在使用外资方面，广州也可圈可点。2019年，全年实际使用外资71.43亿美元，增长8.1%。今年1-4月，广州排除困难，克服疫情，依然实际使用外资23.59亿美元，同比增长1.8%

近期，直播突然在广州火了。这个产业显得轻松并充满活力，但不要忽略，广州发展这个产业绝非即兴之选，而是基于对城市禀赋的深度思考。可以说，这种选择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为什么？

先看一组看似无关的数据：

国家邮政局统计显示，2020年一季度，在快递业务量前50位城市中，广州排名全国第二，为111201.9万件。广州业务量约为北京（51231.3万件）和上海（56346.3万件）的总和。

业务量排名第一的是金华（义乌）市，达116536.7万件。这并不意外，因为这个地方一直都是国际小商品集散地。

但如果从业务收入来看，广州业务收入为1138233.5万元，而金华（义乌）只有448701.2万，不到广州的一半。

广州市白云区大源村，电商年销售额超600亿元的著名“淘宝村”

物畅其流，这说明了广州城市经济和生活恢复之快。更重要的是，也说明广州作为华南地区最核心物流中心，珠三角制造业物资分发中心和供应链枢纽的地位。

这种城市禀赋正是发展直播的基础条件——这是由大众消费品行业的本质决定的。

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的消费品行业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品牌的野蛮生长阶段，从短缺经济时代的小作坊到规模化生产，再到品牌的打造，这是1.0时代。

第二个则是本世纪初开始的电商时代，电商成为了凌驾于一切的超级平台，不但改变了品牌制造商原有的通路模式，还一定程度颠覆了原有的品牌培育和运作模式。这是2.0时代。

现在，正进入3.0时代——直播。过去，厂商们耗费事日，投入巨额资源才能打造一个品牌，但直播却可以把这个时间大大缩短，甚至只要几分钟。这看似是一种颠覆，但品牌的本质依然没有变，品牌竞争永远是消费者体验的竞争，归根接地是背后供应链的竞争。因此，作为供应链枢纽的城市，更有优势。

在电商大平台的时代，北京有京东、上海有拼多多、杭州有阿里巴巴，而广州尽管有唯品会等垂直电商，但缺少综合大平台来构建全国和全球性的辐射力。广州很大程度充当了“幕后英雄”，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供应链支撑着中国电商的大半壁江山。

但现在，直播产业的本质逻辑为广州带来了新的可能。

直播崛起的原因，很大程度在于“中国制造”在产品质量控制的飞跃，即不同品牌的赋予产品在物理意义的差异在逐渐消弭。过去，品牌代表质量差异。如今，品质差异缩小，使得主播获得了更大的对产品价值的赋予空间。

必须注意，主播赋予产品价值的前提，是他们得到足够的供应链支持：从设计、生产到流通和售后。这也是头部主播南下广州的首要原因。

如果说电商大平台是消费品行业的聚变，那么直播就是一场新的裂变，它将裂变出老城市的产业新活力。

新活力远远不止直播。

关于“新活力”的诸多数据让人印象深刻，比如：广州的高新技术企业已经突破1.2万家，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9283家，连续两年居全国城市第一。

2019年，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增长9.3%，占服务业比重达67.5%。5G网络及基站建设带动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投资增长22.7%。全市民间投资同比增长27.8%，增速比上年提高36.9个百分点。

新活力的迸发既与城市对核心产业的主动选择相关，更与公共治理水平的提升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密不可分。

在2019年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家评价调查报告》中，广州营商环境综合评分在全国主要城市排名第一。同期，在另一份《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上，广州也排名全国城市第一。

排名只是无心插柳，而真正检验城市营商环境的则是对要素的吸引力——与此相比，其他所有指标都显得缺乏力量。

在人的方面，2019年末，广州市常住人口1530.59万人，比2018年增加了40.15万人。这意味着广州连续5年人口流入超过40万。

钱的方面，截至2019年底，广州地区本外币存贷款余额10.62万亿元，同比增长11.2%，其中本外币各项贷款的增速达到15.6%。

这些，都在中国的特大城市中表现亮眼。

世界经济依然充满不确定性，但人才和资源向往的国际大都市，总能穿透层层迷雾和万重峡口，驶向全球城市竞争的舞台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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