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不觉得一年前自己是个蠢货，那你现在一定是个蠢货！”
来源：混沌大学
谁都不能否认，不断打破思维禁锢，进行认知升级很重要。
在所有禁锢我们的思维方式中，最可怕的一种可能是“我是对的”这种想法。
如果一个人一直坚信“我是对的”，然后千方百计加以维护，那就失去了所有革新自己观念的可能性。
这就好比我们不断用思维方式这把尺子去量东西，却从来没去质疑过这个刻度体系，即便发现出错，也会没完没了的找理由，来合理化自己以前的错误行为。
这对一个人的成长极其不利。
而对一个组织来说，最大的成本，就是领导者的尊严和面子。
有个效应叫做承诺升级效应。你发现一个错误，不是把错误改变，而是继续追加来维护面子。最后，自己把公司弄垮了。
承认错误的压力很大，但今天，我希望帮你卸掉这个压力。一旦说出“我错了”，你会发现，某些阻碍突然一卸而空。
我也因此概括出一个“SB速率”：你发现多久以前的自己是个“SB”，这个速率是判断一个人自我更新最有效的指标。
吵架争的往往不是道理，而是主体性认同
在我们的一生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字，那就是“我”。
什么是“我”？其实“我”的本质是一种主体性认同，也就是把自己认为是谁。
事实上，“我”这个字是虚幻飘渺的，单独不成立，必须借助结构才能成立，通过“我”所拥有的某某体现出来，这样好像才能显得我存在，比如我的玩具、我的名字，后来我的家、我的车、我的房......
大家可能都知道，两三岁的小孩特别在乎他们的玩具，如果有其他小朋友抢你家孩子的玩具，他通常会誓死保卫，我们大人有时特别不理解“你怎么这么自私呢？”“玩具嘛，应该分享”。
其实，两三岁的孩子捍卫的绝对不是玩具，捍卫的是“我”这个主体，他是把主体性认同放在玩具上了，所以你把他的玩具夺走，就像把“我”给夺走了一样。
在“我的某某”里，其实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我的思想”。“我的思想”看不见摸不着，可是我们把对我们思想的认同，看得非常重要。
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不难理解这件事情了：“我是对的”是最强化“我”的一种句式。
而为了证明我是对的，就必须证明你是错的，那“我的思想”就会变得越来越有力量，“我”的存在感就会越来越足。
这时候，绝大多数争吵已经不是在防卫我的观点，而是防卫我自己的存在。如果在争吵中我输了，不是我的观点错了，而是我“不在了”。
这件事太可怕了！人和人吵到最后竟然发现根本不是道理之争，而是主体性认同之争，是关于“我”是否存在的认同。
想想看，日常生活中，你跟同事争吵，甚至夫妻之间吵架，吵到最后往往就在这个地方卡死了，吵架不再是争吵思想，而是争吵尊严。
所以你就会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必须把“我的某某”这个结构打破，才能从里边跳出来，这个结构有个“死穴”，那就是我不能错，如果我错了，“我”就不存在了，这是人们主体认同背后的一个隐含假设，必须看到这个层面，你才能超越它。
比“我的思想”更可怕的是“我们的思想”。
群体也有一个“我们”存在，“我们的思想”代表了我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存在，
如果越多人相信群体的某种信念，就越能证明这个信念的真实性，所以“我们的思想”有一个可怕的自证其明的逻辑过程。
这太可怕了，由于能自证其明，每个群体都相信“我们”掌握了真理，然后认为别人是错的，并且把对错跟善良、邪恶等划上等号。之后会引发什么呢？可能引发残酷的暴力。
人类最大的理性障碍就是这个，根本不是在捍卫我们所相信的真理，因为各个群体相信的真理都能自证其明，我能证明我对，你也能证明你对，而且站在各自角度都认为对方是错的，甚至认为对方是邪恶的，自己在为正义作战，一点罪恶感都没有，很多战争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
SB速率越高，自我更新越快
如何应对人类思维上的这一缺陷？科学中有一种证伪思维。
我们往往把科学等同于真理，认为科学一定正确，其实不是这样，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对科学的第一定义是，是否具备可证伪性是区分科学和非科学的第一指标。
猛然一听，你或许会觉得这个指标不知所云，但如果你放大尺度来想，这个标准太棒了。
可证伪性，指的是一个人面对一个理论时所保持的态度。比如，如果我们相信奇点爆炸理论正确，但如果有新的证据否定了这个理论，我们也愿意承认奇点爆炸理论错了，你可以犯错，这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才是心理学》这本书中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书中说有个假设叫“小精灵假设”，认为大脑里住了两只小精灵，控制了我们。有人说，我能不能去检查一下？不能，如果你要检查，小精灵就消失了。这种假设就不是科学，你永远不能进行证伪，他把自己完全保护起来了。
证伪思维有一个小工具，可以用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那就是“我错了”。
很多情况下，一旦说出“我错了”，你会发现，某些阻碍突然一卸而空，否则，争吵永远持续下去，就像每个人都在悬崖边上，不能往后退，只能残酷地攻击对方。
奥本海默是原子弹之父，他说在科学界，犯错并不是罪过，生活中也应该有这种能力，脸不红心不跳地说：“我当时搞错了”。
而现实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没完没了找一些合理化解释，为以前的错误进行辩解。
作为一个创业者，能够认识并承认自己错了，是证明他仍然具备创业者资格的一大标志。如果一个人永远不说自己错了，就证明这个人已经不是创新者，而是一个顽固守旧者。
1995年，71岁的芒格做了一次关于心理学的演讲，十年后，81岁的芒格亲自把这个演讲稿修改成人类误判心理学，他说“我当时的知识没有现在丰富。”80多岁的时候还在成长，标志就是把自己否定掉了。
他曾说，如果哪一年，你没有破坏至少一个你最爱的观念，这一年你白过了。
2017年，87岁的“股神”巴菲特，面对四万多全世界的粉丝，脸不红心不跳地说，“投资IBM是我错了”“错过亚马逊是因为我太蠢了”“没有买Google的股票是一个失误”。
而人类商业史上闪亮的一刻，是格鲁夫说，“如果我们下台，新总裁会干吗呢？”“新总裁恐怕会放弃存储器生意。”“那干吗我们自己不做这件事呢？”。认识自己可能错了，重新开始。
千万不要投资或者追随这样的人：“我的战略肯定没错，如果错了，是其他人执行错了。”这就是拒绝证伪性。
按照刚才所解释的，人类知识一定有可能是错的，连科学都可能是错的，一个创业者怎么可能不犯错呢？
一个组织最大的成本，就是领导人的尊严和面子。有个效应叫做“承诺升级效应”：你发现一个错误，不是把错误改变，而是继续追加来维护面子。最后，自己把公司弄垮了。
《原则》作者雷·达里奥说，如果你不觉得一年前的自己是个蠢货，那说明你这一年没学到什么东西。我把这句话换成一种更激烈的表达：如果你不觉得一年前的自己是个SB，那你可能真的就是个SB，我称之为“SB速率”。
SB速率是衡量一个人自我更新最有效的指标，如果你相信SB速率，你就对自己犯错毫无心理压力了。
过去假如说我犯错了，那就证明“我”不存在了，那个压力很大，今天反过来，你在犯错证明你还在成长，这是一个非常简洁、刺激、粗暴的成长衡量标志。
不可知论是拓宽认知边界的利器
那如何应对“我们的思想”这种群体信念？
群体信念就像一个黑洞一样，把大家吸进去，你根本不可能证明自己错了，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乌合之众”。
重症要重药，面对乌合之众，我给出一个非常重的药方，叫“普遍怀疑”。
为什么要普遍怀疑呢？
因为当足够多的人相信一种思想，以至于这种思想成为常识的时候，就是你连对其进行怀疑的可能性都没有时，它就控制我们了。
你认为接受新观念难还是摆脱旧观念难？凯恩斯说过一句话：“困难不在于接受新观念，而在于摆脱旧观念。摆脱旧观念比接受新观念难得多。”
我们从小继承了很多观念，父母的、老师的、书本的、媒体的、社会的......我们今天做的绝大多数判断，其实都是大脑中既有的思想替我们做判断，而不是我们自己在做判断，如果不把这些思想洗掉，你其实就像一个被动的傀儡。
这里举个例子，生物学家发现有一种蜜蜂很奇怪，每次它把食物拖到洞口时，都会停下来进到洞里，检查一下里面是否安全，然后再出来把食物拖进去。生物学家一开始觉得这种蜜蜂有“智能”，居然还会先检查一下，做个判断再进去。于是大家想研究一下是怎么回事。
当那种蜜蜂把食物放到洞口进去检查时，有一个生物学家把它的食物往后拖了点，蜜蜂出来后发现食物远了，找到后又拖回去，这时有一件事发生了：它拖到洞口时又停下来，再次进去检查。生物学家又把它的食物拖开，结果蜜蜂出来后又去找到食物，再拖到洞口，然后停下来检查......明明已经检查过了，为什么还要三番五次检查，后来生物学家才明白，这个动作不是它的智能动作，而是它基因里被嵌入了某种模式，被称为“模因”。
到这里你也许会意识到，你怎么知道你不是那只蜜蜂呢？你做的每个动作，以为是独立判断后的行为，其实很可能只是我们脑中那些既有的思维模型。
所以笛卡尔说，每个人一生中，都应该对自己的全部见解进行一次彻底大扫除。
就像一大筐苹果里有烂苹果，你必须把烂苹果扔出去，否则全烂了，但通常我们会翻来覆去找烂苹果。笛卡尔认为这样不行，他说要默认所有的苹果都是烂的，把筐里的苹果全倒出来，然后再把好的苹果捡回去，否则捡不干净。他在哲学里把这种方式称为“普遍怀疑”。
也就是说，当我们想检查脑中的思想是否为真，而思想又看不见时，他给了一个非常精妙的方法论：默认所有的信念都是错的。
这完全跟从众效应相反，从众效应默认所有群体信念都是对的，而笛卡尔默认脑中所有的信念都是错的。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成为打破从众效应的一剂猛药。
但它带来的结果是，从群体信念黑洞跳到了不可知论，这个转换非常大。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是不是太过分了？普遍怀疑是不是什么都不信，不可知论是不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会不会变成虚无主义？
恰恰相反，当我们绝大多数人什么都相信，眼界就会越来越窄。而不可知论是让你把目光投到一个巨大而不可知的领域里，让你认识到真正的世界非常辽阔，你只能认识到其中一部分而已。
所以当你秉持不可知论后，你的眼界会变宽，分母会变大，认知边界也就变大了。
所以不可知论不但没有造成虚无，反而促进了人类进步，是近代科学革命的主旨。《人类简史》里有一句话说，科学革命不是“知识的革命”，而是“无知的革命”。
科学革命跟前现代知识体系的不同点就是，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愿意承认我们错了。前现代知识体系有一个默认的假设，就是所有重要的知识已经被圣人或神了解了，都已经在古籍或传统中。
1459年欧洲人的世界地图密密麻麻的，这张地图代表着了解了世界上的所有一切，如果是这样，其实已经没必要再去探险了，所以那时大家认为世界就是欧洲、非洲和亚洲这三大洲。
到1492年，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原来有这么一大片土地是我们原来不知道的，于是在1525年，欧洲人重新画了一张新的世界地图，这张地图有了巨大的留白，代表不可知。
地图上的空白就像一块磁铁，让欧洲人前赴后继，希望填补这些空白。
后来几乎所有科学家都是普遍怀疑和不可知论者，比如牛顿，他有一句名言说，柏拉图是我的好朋友，亚里士多德是我的好朋友，但我最好的朋友是真理。
再比如达尔文，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到：“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我的后半生坚持传播怀疑主义。”
所以，不要让全然相信塞满自己的大脑，要用不可知论给自己的思维开一些缝，留出一些空白，这样才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甚至是拥有我们常说的“童心”。
没有“反共识”，你很难把握大机会
回到商业里，普遍怀疑和不可知论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我给一个具体的建议，就是“反共识”，也就是“我们错了”，把批判性思维、普遍怀疑和不可知论用到工作、生活中。
从众效应把大家禁锢在群体信念的黑洞里，如果大家被圈住了，你跳出来就是你的机会。
大家可能都看过《大空头》这部电影，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在此之前没人相信美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有四个人，他们认为会发生危机，于是做空美国房市，在这中间他们的压力极大，但最后大家都赔得特别惨时，他们用反共识赚了很多钱。
这个电影可以提醒你，当大家都陷入疯狂时，你应该怎么样。大家都认为的不一定就是对的，罗素说过一句非常狠的话“这个世界的问题，不在于聪明人充满疑惑，而是傻子们坚信不疑。”
群体信念之所以那么让人相信，就是因为周围的人都相信它是对的，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
几位特立独行的大家的观点，似乎都提供了同样的答案。
达里奥在《原则》里认为，如果你想在投资中取得成功，你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思考者，因为共识通常都是错误的。
彼得·蒂尔在《从0到1》里说，每当我面试应聘者时，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在什么重要问题上，你与其他人有不同看法？好的回答是这种模式：大多数人相信X，但事实却是X的对立面。他把这个对立面称为“秘密”。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秘密”，你只能是分母，凭什么能赚大钱？
你可以问一下自己，在你的人生中，你在哪一个重要点上，跟大多数人的观点不一样？
过去你会想当然认为大多数人的观点就是对的，今天挑战一下，问问自己你的“秘密”是什么，当大多数人往东走时，你被这个“秘密”驱动着往西走，克服恐惧感和孤独感，这或许就是你人生中的大机会。
我们总谈创新，其实创新精神的第一特征是今天讲的批判性思维、普遍怀疑、反共识，如果没有批判性思维，世界就不会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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