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一个小县城,超越珠海,吊打兰州

百家 作者:销售兵法 2021-02-02 21: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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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乎上看到一个调侃江苏的段子:“和辽宁人做同学,大学四年下来你只记得他是东北人;和江苏人做同学,第一年你就知道他是他们县里哪个村的了。”


没错,江苏的散装,已经不满足地市,而是进一步深入到县城级别了。最典型的,就是苏州和昆山。昆山是苏州代管的县级市,但昆山人似乎并不愿承认和苏州的关系。


有人说,在外地上学被问是哪来的,回答都是“昆山”。只有当别人实在不知道昆山在哪的时候,才会不情愿地加一句:“哦,江苏昆山。”但不管怎么样,绝对不会说“苏州昆山”。


昆山并不是唯一一个不愿承认和地级市关系的县城。如果称呼一个江阴人为“无锡人”,他可能会不太开心。而如果你尝试打开张家港的官方简介页面,则会发现它压根没提到“苏州”两个字。


江苏的县城,怎么就这么自信?它们的存在感,为何这么强?


知道江苏县城强

但不知道这么强


江苏县城的存在感,来源于可怕的经济实力。


2019年,江苏GDP破千亿的县或县级市达到了14个。



GDP破千亿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几乎相当于一个中小型地级市的水平。要知道在同一年,海南省三亚市的GDP,只有678亿元。


更厉害的是,江苏一些县级市的经济实力,甚至超过了代管地级市的市区,大有“喧宾夺主”的势头。


这是苏州2019年各县区GDP的统计表。为苏州贡献了最多产值的地区,不是苏州城区,不是工业园区,而是昆山。



2019年,昆山市的GDP达到了4045亿元,几乎是甘肃省会兰州的两倍,并且超过了同在江苏的地级市淮安。


如果把昆山、张家港、常熟、太仓四个县级市的产值去掉,苏州的GDP将和合肥差不多。也不怪这几个县城,不愿屈居苏州之下了。


在同为苏南的无锡,藏着另外一个超级县级市江阴。


江阴长江大桥,位于江阴市和靖江市之间,竣工时是当时中国第一的悬索桥


2020年,江阴已经拥有30个A股上市公司。这意味着,这个县级市的上市公司数量已经超过了很多省会——目前,南宁市的A股上市公司数量是14家,而贵州省贵阳市是20家[2][3]。


如果数字还解释不了江阴企业的存在感,那就看看实例:中国男人一年逛两次的海澜之家,总部位于江阴市新桥镇。你老爸的衣柜,可能大半是江阴人填补上的。


2001年,三毛集团更名为海澜集团,总部位于江苏江阴 / 海澜集团官网


除了苏州和无锡代管的几个怪物级别的县级市,江苏的长江和太湖沿岸,还密集分布着一水的经济强县。


南通代管的启东,不仅有“白加黑”等知名医药品牌;还频出学霸,搞出了不少人的童年阴影——启东中学作业本。



中国社科院公布的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前十名,江苏占了六个


镇江代管的丹阳,号称中国眼镜之都,一度占据世界镜片市场份额的半壁江山。


江苏的强县怎么就这么多,它们是如何崛起的?


县城的发财路


细究起来,江苏县城们的开局算好的,但也没有那么好。


虽然长江太湖沿岸商埠众多,且一直被称为“鱼米之乡”;但这里人口稠密、耕地稀少,并不利于农业发展。


张家港的前身——沙洲县,是常熟、江阴两县的边地,工业薄弱、交通落后,长期被称作“穷沙洲”。


而目前号称“中国第一经济强县”的昆山,也曾因长期在苏州六县中经济排名垫底,被戏称“小六子”。


1978年的沙洲县 / 张家港人民政府网


“穷县城”真正的崛起,是在八十年代之后。


八十年代,中国兴起了一种叫“乡镇企业”的企业形式。对你来说,这四个字可能比较陌生,但你一定听过做羽绒服的波司登、做男装的海澜之家——这些知名品牌的前身,都是江苏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相当可怕。曾经有人作了个对比:全中国的社会总产值从 1000 亿元到 11000 亿元用了 31 年的时间,而乡镇企业取得同样的成就,仅用了8年。


2017年12月9日,江苏江阴,纺织女工在棉纺厂车间忙碌。江苏很多乡镇企业,当年就是做纺织起家的


江苏,则是乡镇企业崛起的最大主导者和受益者之一。


《中国乡镇企业年鉴》显示,1989年,江苏的乡镇企业产值占据了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的近1/5,达到1149亿元,相当于当年江苏省GDP近八成。


借着乡镇企业的崛起,江苏县城们得以迅速翻身。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是江苏?而不是其他省份?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戴慕珍(Jean Oi)解答了这个问题。她发现,80年代中国乡镇经济迅速起飞的主要原因,就是当地政府的企业化。


政府企业化这个模式,正是苏南人带头搞起来的。当时,苏南的县、乡(镇)、村三级政府直接介入经济,带头搞企业。政府干部则直接担任乡镇企业的高管,给企业订KPI。


地方政府和企业高度捆绑,好处可想而知:政府想发展什么产业,就会倾全镇的资源去支持,进而实现快速增长。


江苏江阴华西村。华西村“中国第一村”的名号,就是靠乡镇企业赢来的,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盘活资源,赋能优势产业。


但乡镇企业的辉煌并没有撑太久。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该倒的倒,该改制的改制,很快就退出舞台了。


然而矛盾的地方就在于,以乡镇企业为主心骨的江苏县城们,不但没有随之衰落,反而越来越强。


这可能和县城招商引资的迅速转向有关。


有学者发现,昆山的招商引资方向在90年代出现了急转弯——从1989年到1994年,昆山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从700万美元急剧增长到了5.7亿美元,上涨了80倍 。


乡镇企业不行了,转向外资还可以继续挣钱。


“要发财,靠上海。” 90年代上海浦东开放,瞅准了长江三角洲机会的外资,纷纷开始在上海建立办事处,在苏南建设工厂。


2013年10月16日,江苏昆山,中国首条跨省地铁——上海地铁11号线花桥延伸段开通


昆山在当时就吸引了一大批台商入驻。1993年,郭台铭拍板在昆山建立了当时珠三角外最大的富士康园区,主要制造PC连接器。


同一年,捷安特也在昆山投资1200万美元建厂——中学时代,有钱同学们骑的捷安特山地车,多数是昆山开发区造出来的。


后来,昆山的台商实在太多了,以至于被冠以“小台北”的花名。为了解决台商们的信仰需求,昆山市政府甚至支持在当地建起了华东地区最大的妈祖庙[9]。


这一模式很快启发了其他苏南县城,从90年代开始,苏南县城们纷纷转向外资。


张家港就是喊着“超过昆山”的口号,在1992年拿下了一个内河保税区的名额,将陶氏、雪佛龙等一众500强企业的厂房纳入彀中,从此发了家 。


不管怎么样,江苏的县城们,总是能找到发财的道路。


散装,县城崛起的真正秘密


从江苏县城崛起的过程就能看出来,秘诀还是“快”——旧有的赚钱方式不行了,就迅速转向新的发财机会。风口来的时候,江苏县城总是第一批上车的。


江苏县城的灵活变通,不仅和当地的重商文化有关;更重要的因素,是制度。


从8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实行“市管县”制度,在省和县之间再设一级地级市。地级市对县城的行政、财政具有全面管辖权。


苏州和昆山、张家港、太仓、常熟四市的关系确实很复杂,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图为苏州金鸡湖。


市管县制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源向城市的聚合,然而,它也有不可忽略的缺点。


地理学家马润潮就发现,严格的市管县体制,会加剧地级市和县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是因为拥有更高行政地位的地级市,可以利用各种政策从县汲取资源。资金、机会、人才最终都会流向地级市。


特别是在苏南——当中心城市和所辖县市经济实力不相上下的时候,严格的市管县制度,还会加剧地级市与县之间的恶性竞争,两败俱伤。


但江苏并没有严格地实行地级市管理县城的模式,反而给各个县城留足了自我生长的空间,让县城们尽情地发挥“散装”特色,进行“扁平化”管理。


2019年1月18日,江苏,花桥核心CBD,昆山未来城


昆山,就是小县城靠自我奋斗发财的典型案例。


1984年,中国设置了首批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这些城市拿到了政策试点的资格,被允许建立开发区,对内对外招商引资。


昆山并不位于这14个城市之列,却自己花钱搞起来了“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然而,这个决定在当时既没有得到上级苏州市的首肯,也没有获得江苏省的批准。


借着自费建立的开发区,昆山还搞出了苏州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全省第一家落户县城的外商独资企业。


照理来说,昆山这一系列“创新”在当时都是不合常规的手段,但这些手段并没有被扼杀,反而被各方“默许”了——直到1988年,《人民日报》发文表扬“昆山之路”,才被认为是昆山最终得到认可的信号。


而昆山也不是唯一一个善于创新的县城。


如果仔细观察,江苏的每个强县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路径——开辟港口工业城市模式的张家港,整合中间产品巨头的江阴,还有注重发展私营经济的常熟……


这些方式都是当地人自己想出来的,而不是听着苏州和无锡的指示去做的。


拥有了相对自由的空间,县城才可能一步步摸索出适合自己的道路,进而成长为经济强县。


所以,散装并不是个笑话,这可能才是江苏县城崛起的秘密。


正是凭借聚在一起的“散装”县城们,江苏才能够真正地成为“苏大强”。


1 苏州市统计局. (2020). 2020苏州统计年鉴.

2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0). 股票列表

3 上海证券交易所.(2020). 上市公司地区/行业分类列表.

4 张家港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9). 沙洲县志.

5 邱泽奇. (1999). 乡镇企业改制与地方威权主义的终结. 社会学研究, 3(82.92).

6 中国乡镇企业年鉴编辑委员会.(1990). 中国乡镇企业年鉴.

7 Oi, J. C. (1999).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8 Chien, S. S., & Zhao, L. (2008). The Kunshan model: learning from Taiwanese investors. Built Environment, 34(4), 427-443.

9 大公报. (2018). “回昆山 去台湾” 10万台胞融入大陆“小台北”.

10 瞭望. (2018). 张家港精神:小城蝶变的力量.

11 Ma, L. J. (2005). Urban administrative restructuring, changing scale relations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Political Geography, 24(4), 477-497.

12 澎湃新闻. (2019). 什么是“中国第一经济强县”成功的最大启示.

13 澎湃新闻. (2018). 纪念“昆山之路”三评发表30周年,江苏昆山求解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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