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谍王”佐尔格“上海密事” 万里电波支援中国革命

莫斯科红场

“上海-莫斯科-苏区”

三道红色电波

上海武康大楼

春末夏初，悬铃木果实炸裂，暗黄色的飞絮在空中飞舞。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写道：“不大的一棵树，稀稀朗朗的（法国）梧桐叶在太阳里摇着像金的铃铛。”

走入这条划出优美弧线的小马路武康路，仿佛走进时光隧道，虽居闹市，却完全感受不到车水马龙的喧嚣；上海百年的历史，浓缩在两侧各式花园洋房、公寓、新式里弄中。偶有穿着时髦的小姐姐在凹造型，笑语嫣然，趁着明明暗暗的树影，自带千种风情。

时间馈赠给武康路的，不仅仅是表面的风情，更是历史“炖”出的生逢其时。

近百年前，这里是兵不见血刃的谍战舞台，“红色谍王”理查德·佐尔格的主要活动区域，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尾崎秀实、鲁特·维尔纳、陈翰笙、张放、张文秋……由德国、美国、日本、苏联、中国等各国人士组成的“拉姆扎小组”，对当时的中共革命给予巨大支撑。

联共（布）、共产国际、中共，三股革命力量，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冲破国民党和租界的重重白色恐怖，建立起各自的通信网络。

从上海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到江西，上海—莫斯科—苏区，三道红色电波驰骋万里。

它们，是中国革命进入最黑暗时的一丝微光，是为众多革命者照亮方向的一抹闪电，是飘荡在武康路上空的“拉姆扎幽灵”。短短两年间，597封急电发往莫斯科，其中335封急电直接通报给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苏维埃政府。

沧海桑田。如今的武康路，是打卡上海的必经之地，可谁会想到，它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却是要推开通往近百年前的大门，去寻找红色通信历史上“隐秘而伟大”的辉煌。

 

寻访第3站：武康路

“红色谍王”佐尔格和神出鬼没的“拉姆扎”电波

“红色谍王”佐尔格的“万里空中交通线”  视频：IT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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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色戒》片尾，女特工王佳芝放走了易先生，然后若无其事地叫了一辆黄包车，“到福开森路”。

福开森路，便是如今抖音、小红书上大火的网红马路——武康路。20世纪初叶，福开森路已是高档社区，一座座花园洋房掩映在绿树成荫中，安静、雅致。居住在此的达官显贵众多，有国民党要人孔祥熙、意大利总领事，盛名之下的世界社，还有一个神秘的小组——“拉姆扎”。

“拉姆扎”是红色谍王理查德·佐尔格的代号。1930年1月，佐尔格来到上海，这位有着“一双深蓝色眼睛，一张轮廓漂亮嘴唇”的德国记者，真实身份是苏联红军参谋总部第四局（格鲁乌）特工。

他来中国带着多重任务：了解国民政府的军事实力、对内对外的各种政策、美英日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国境内外国驻军的实力等等。

佐尔格 图源：网络

这时的佐尔格并不知道，10年后，自己将在日本东京向莫斯科发回一封电报：“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经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它将向美国开战。”短短几行字，促使斯大林决心将25万精锐部队远东军调回莫斯科，从而打赢了莫斯科保卫战，保卫了苏联。

某种意义上，佐尔格是扭转整个二战进程的那个“关键先生”，而他一生中最精彩的故事，从上海开始。

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福开森路隶属法租界，1937年上海沦陷之前，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相对独立，南京国民政府无法对这里实施直接管辖权。尤其是十月革命之后，大量原沙俄贵族涌入上海，并集中居住在霞飞路一带，这里洋房林立，富商众多，外侨频繁出入，是大都市中不容易被看到的“缝隙”。

武康路不长，与淮海中路交叉处，巍然屹立着一艘等待起航的巨轮——武康大楼（旧称诺曼底公寓），将近百年前的1924年，建筑奇才邬达克留下了这件传世佳作，而它不负众望，成为诸多传奇的发生地。

写出《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的红色记者史沫特莱，中国著名的农村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陈翰笙夫妻，均居住于此，而佐尔格常常是他们的座上宾。

然而，鲜有人知的是，史沫特莱和陈翰笙都是“拉姆扎小组”成员。

早在1926年，经由李大钊和苏联加拉罕大使的推荐，陈翰笙便在北京加入了共产国际，成为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将近9年的共产国际特工生涯中，陈翰笙夫妇与佐尔格共同在上海战斗了两年多。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信息，便是由佐尔格通过陈翰笙传递给宋庆龄，然后再送到苏区的。

此外，佐尔格接近了在南京政府工作的德国工程师、无线电通信军官施特尔茨的中国太太，掌握了国民政府（1927～1939）南京总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的无线电通信密码、德国军事顾问相互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密码和一本德国军事顾问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联络的电话号码。

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飞往莫斯科。根据俄罗斯解密的档案，不到3年里，佐尔格共发回莫斯科的597封急电，其中335封直接通报给了中国工农红军或者中华苏维埃政府。

    02    

597封飞往莫斯科的红色电波是从哪里发出的？

在各种解密档案中，似乎都没有明确提出佐尔格使用的电台台址。在历史的故纸堆里，在武康路的夜空中，记者试图找寻神秘的“空中拉姆扎”。

从武康大楼向东，沿着武康路行200米左右，是武康路333号霞飞别墅，这个建于1919年的联排别墅区，如今已是私人住宅。而90年前住在这里的张文秋，或许并没有太多时间欣赏武康路的美景，尽管它们与她只有一墙之隔。

张文秋当年工作过的情报站可能就在武康路333号霞飞别墅  摄影：IT时报 冯诚杰

1931年9月，在周恩来的引荐下，张文秋见到了佐尔格。在其回忆录《踏遍青山——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回忆录》中，她这样写道：“我们乘汽车到法租界一座高级宾馆前下车，一位年轻的外国人把我们引进了一个房间，房间内走出一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外国人。周恩来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共产国际方面的领导人佐尔格同志，今后你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他又对佐尔格说，我依照你的意见把张一萍（张文秋当时化名）同志调到你这里工作，希望你给她做出适当的安排。”

从两人对话来看，周恩来与佐尔格并非第一次见面。但很快，1931年11月，周恩来离开上海，赶赴苏区，这两位中共和联共（布）上海隐蔽战线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更多细节，湮灭于历史尘埃中。

随后，张文秋在福开森路租了一栋三层洋房，但她并没有写到具体门牌。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佐尔格研究专家苏智良用了四五年的时间在各种史料中反复考察、比对，最终将范围缩小至武康路333号的霞飞别墅。

如今的霞飞别墅 摄影：IT时报 冯诚杰

和张文秋假扮夫妻的德国共产党员吴照高住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上的另一栋洋房里。两栋洋房都配备了齐整的工作人员，中文秘书、翻译、发报员、打字员、行政管理人员及采购、厨师、司机等一应俱全，还有一批从苏联调来的女技术员，专做俄文的打字和发报。

目前，并没有明确资料提到电报会从这里发出，但从张文秋回忆中看到，至少在这个情报站配备了发报员。

福开森路洋房的二楼通常是静悄悄的，大家都自觉遵守纪律，不是自己应当知道的事情，谁也不开口探问，不是分配给自己的任务，谁也不去插手扰乱别人，翻译、打字员、秘书等数名工作人员一起工作，却鸦雀无声。

更神秘的是三楼的一位苏联女子。张文秋不仅负责掩护她，还照顾她的起居生活，“丈夫”吴照高更是整天呆在她的房间。后来张文秋才知道，这位名叫伊萨的女子是吴照高真正的妻子，经佐尔格审定后的情报，由他俩译成密码，或用缩微技术制成胶片，经香港或哈尔滨“人肉”送回苏联，如果是急电，则通过秘密电台直接向莫斯科发报。

事实上，足不出户的张文秋并不知道，这位伊萨在当时的上海滩小有名气，她在静安寺附近开了一家名为“时代精神”的外文书店。伊萨会俄文和英文，还会打字和发报，而书店不仅是欧亚左翼人士的聚会场所，也是通信网的技术联络点，是共产国际组织驻上海重要但不显眼的组成部分。

那么，福开森路洋房或者时代精神书店会是发报点吗？伊萨曾是报务员吗？历史还没有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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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上看，武康路与淮海中路相交，加上旁边的湖南路，像极一把张口的“剪刀”。不少建筑在两条路上都有出入口和门牌。

“整个住宅区如同坐落在一座小花园里，尤其重要的是，房子有两个出口，整个绿地毗邻着两条或者三条不同的大街。”1931年4月1日，“拉姆扎小组”成员鲁特·维尔纳搬入新家——霞飞路1464号，她在自传《谍海忆旧》这样写道。这栋房子在1932年底随着霞飞路门牌重编调整为1676号。

这里的房子，天然适合隐蔽战线。

从这幢花园洋房依稀可见当年鲁特联络站的影子 摄影：IT时报 冯诚杰

《IT时报》记者从武康路沿着淮海中路向东，前行500米左右，便到了淮海中路1676号。这是一间约20平方米的沿街商铺，旁边邻居说，这栋楼建造于20世纪70年代，显然与近百年前的“拉姆扎小组”没有丝毫关系。

“里夏德（佐尔格）建议我弄一个自己的住宅，我们在法租界找到了合适的地方。”鲁特是闻名遐迩的共产国际红色女间谍，其最知名的一件事，便是与德国流亡的核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合作，陆续把英美研究和制造原子弹的情报资料提供给苏联，提前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

同佐尔格一样，鲁特·维尔纳的特工生涯也从上海开始，只是，当时她的名字是乌尔苏拉·汉堡嘉，是曾三次出现在鲁迅日记中的“汉堡嘉夫人”，在拉姆扎小组里代号“索尼娅”。

尽管鲁特在随后20年艰苦而复杂的地下斗争中，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报务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欧洲，她的电台无一次被敌人发现。

但第一次来上海时，她还只是一名22岁、衣食无忧长大的女孩，对电台一无所知。佐尔格对她的要求是，建一座联络站，为“拉姆扎小组”开会提供房间，不参与谈话，只担任警戒。

在鲁特的新家里，佐尔格和他的同伴们每周聚会一个下午，除佐尔格外，有时候还会来几个中国人。

图中为鲁特·维尔纳 图源：网络

两年里，佐尔格至少造访了80次霞飞路1676号。有时候，他会提来一个巨大的旅行箱包，里面装满各种情报资料。有一次，鲁特一进屋便惊呆了，屋里的人手里都拿着手枪，地毯上箱子里装的也是武器。这还不是全部，50年后，鲁特从苏联报纸《红星》的一篇文章里才知道，箱子里还有一部电台。

鲁特并不知道箱子里的东西会被用来做什么，她猜测可能是当时德国正在中国测试的武器样品，可能苏联对它们感兴趣，也可能是中国红军有需要，毕竟来她家里的还有两个中国人，“或许佐尔格是为了让这两个人学习拆卸和组装这些武器。”

这样猜测并非毫无依据。为中共第一台秘密电台制造提供重要帮助的蔡叔厚，1932年也被佐尔格招进了“拉姆扎小组”。

就这样，鲁特家里楼上的壁橱里，永远有两只鼓鼓囊囊的大箱包，空了装满，装满后再倒空，持续了两年半。

“从大街上沿着长长的未经修饰的花园路一直走，然后拐弯走上另一条花园路，就直接通到家了，我们从所有的四个房间都能看见绿地，看不见别的房屋。”《谍海忆旧》中，鲁特的家是一栋独立花园洋房，如今具体位置还不可考，只记得鲁特有一天很兴奋，因为好友史沫特莱搬到武康大楼，“距我们只有两分钟路程，我们都很高兴。”

1987年，鲁特·维尔纳回到中国，回到她曾经给刚刚出生儿子哺乳和洗澡的房间，回到佐尔格和“拉姆扎小组”战斗过的地方。

除了武康路，佐尔格手下还有一名发报员克劳森，在虹口区的一栋房子里架起了天线。可惜，没有任何资料显示，这栋房子在哪里。

神秘的“拉姆扎电波”，直至1932年11月佐尔格离开中国，都没有被敌人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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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而言，“拉姆扎”与“慕尼黑”（莫斯科的代号）之间的“空中交通线”至关重要。从武康路飘往莫斯科的电波，有时候是孤独的。

1931年春夏，在上海活动的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遭受致命打击。

4月24日，中共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15日，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鲁德尼克（即牛兰）夫妇被捕。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空中交通线”被迫中断。

鲁德尼克（即牛兰）夫妇 图源：网络

来上海一年多的牛兰，主要负责管理共产国际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交通和党的经费，向共产国际传送中共的秘密文件。牛兰的工作卓有成效，很快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之间建立了直接通信联系。

根据俄罗斯披露的档案，从牛兰抵华直到被捕，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远东局与中国共产党来往的电报至少在36封以上，其中中国共产党发给共产国际的电报最早是在1929年12月。

考虑到这时候中共刚刚造出自己的第一台秘密电台，功率还不大，这封电报应该是经共产国际上海台再转到莫斯科。

1930年3月，被送到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的“木匠”涂作潮回到上海。据涂作潮回忆，当时，他和我党第一台秘密电台创始人李强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一栋楼房里搞了一个功率250瓦的“国际电台”，准备与海参崴通报，由同样从苏联“国际无线电培训班”学成回国的毛齐华、曾三以及宋廉负责报务。1930年12月17日，中央第一届无线电培训班被巡捕破坏当天，涂作潮假装油漆匠机敏脱身后，便是在这里找到了李强。

但这个电台应比较笨重，而且灵敏度不太高，在毛齐华等其他人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及此次尝试是否成功。后来，周恩来指示，考虑到地下秘密工作的需要，电台体积和重量要轻小，方便携带和操作。

1931年6月15日，因共产国际一位联络员在新加坡被捕，牛兰在上海的信箱暴露，随后被捕，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之间就此“失联”。而顾顺章的叛变更让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陷入灭顶之灾。为了安全起见，地下电台不再属于中央特科，而是直接归中央书记处领导。

1931年11月，在离开上海的最后几周，周恩来对上海对外通信联系工作做了细致周密的安排。为了确保秘密无线电台的安全和正常工作，他甚至亲自对设置在一幢西方人屋顶上的接收站仔细地进行了全面检查。

    05    

1931年8月，正在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黄平接到一纸命令，要求他回上海，重新建立上海和莫斯科之间的“秘密通道”。不久后，带着密码回到上海的黄平和莫斯科派来的报务员在海宁路福寿里的弄堂口接上了头。

据黄平回忆，他负责携带密码，而报务员则从海参崴乘苏联的商船到上海, 等海关人员查验完之后，偷偷从大船下来，划了一个小筏子把发报机带上了岸。两人接头后租了一幢房子, 滴滴滴的发报声重新在上海和莫斯科之间响起。

自1929年李强装备成功第一台秘密电台后，上海成为中共电台的“装备工厂”，陆陆续续装备出的电台被送到香港地区、江西苏区等地。1931年起，上海又成为中共第一批通信人才的“孵化基地”，开始人才输出。3月，涂作潮、曾三、伍云甫奉命奔赴江西中央苏区，而毛齐华作为上海本地人，继续潜伏了下来。

我国早期的电台（实体模型）摄影：IT时报 冯诚杰

毛齐华记得，1931年秋，曾和他一起在莫斯科国际无线电学校培训的程祖怡回国，负责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国际无线台，直接与共产国际海参崴台和赤塔台联络。 

并没有信息可以确认，这位和黄平一起回来的报务员是不是程祖怡，但可以确定的是，1931年秋天开始，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通信恢复了。

1931年冬天，程祖怡住到毛齐华位于华德路友邦里东1弄61号（今长阳路640弄61号）的家里，除了和国际台通报之外，还和毛齐华一起研究收发报机的改装。

但随着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虹口区、杨浦区的居民纷纷奔向市区，毛齐华和程祖怡带着电台转移多次。后来，毛齐华在大沽路437弄20号（今已成为延安绿地）找到一所房子，这所房子地点适中，只有两幢房子相连接，环境很适合地下工作。毛齐华花了500块大洋租金，当起了二房东。1933年春节前，程祖怡一家三口也搬到了这里，住在三楼负责收发电报。

为了防止电台暴露，秘密电台使用室内天线，随用随挂，用完收起来，但在发报时，电键一点，邻居的电灯泡，不论白天黑夜，就会发出一闪一闪的红光，若被邻居发现，必将引起麻烦。所以他们要一边按电键调整波长，一边偷看邻居家电灯泡是不是闪出红光，一直调整到发不出红光为止。

资料显示，当时，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共用一部电台，远东局通过上海的中共中央与莫斯科联络，而中共中央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临时革命政府和中国红军所在的中央苏区保持定期联络。

就这样，1931年秋天起，作为莫斯科和苏区的情报中转站，上海上空的电波从未消失：共产国际的消息，经由哈尔滨（或海参崴）秘密电台，传送至上海，然后再送至江西，再加上佐尔格“拉姆扎小组”发往“慕尼黑”的电波，三道红色电波交织在一起，打通了莫斯科—上海—苏区的万里“空中交通线”。

1934年10月，程祖怡被捕并叛变，两个秘密电台被敌人破坏，中共中央被迫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此前的1932年11月，佐尔格离开上海，“拉姆扎小组”解散。

通往红场的红色电波暂时销声匿迹，它们静默着，蓄力着，等待着再次响彻云霄。

作者／IT时报记者 郝俊慧

编辑／郝俊慧 挨踢妹

排版／冯诚杰

图片／IT时报 网络

视频／IT时报 冯诚杰 李丹琦 王昕

来源／《IT时报》公众号vit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