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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对这位外国大叔感到陌生，但你很可能听说过“斯坦福监狱实验”。这个实验由津巴多教授在1971年主导进行，是迄今最臭名昭著、也最饱受争议的心理学实验。18名身心健康的名校大学生被随机分成两组，分别担任狱警和囚犯，在监狱里待了6天。实验结束时，三分之一的狱警成了邪恶残暴的虐待狂，而大部分囚犯都受到了心理创伤。它不但挑战了当时心理学界的主流观点，还颠覆了人们对人性的认知——1971年8月15日，宁静的周日早上，一场突袭的逮捕行动席卷了美国加州帕诺阿尔托市。伴随着警笛声和“咚咚咚……”的敲门声，警察出现在门口：“你犯下《刑法》第459条的入室盗窃罪，我现在要带你回警局侦讯。”
逮捕时的场景。实验的想法始于津巴多教授的一节心理学课堂。当时，有个学生小组为了研究监禁心理，把宿舍设计成一个监狱，室友则分别扮演狱警和囚犯。当他们在课堂上汇报时，一名扮演囚犯的学生竟然当众哭泣。这震撼了津巴多教授，他意识到这里面潜藏着强大的力量。于是，他决定扩大研究规模，把心理学大楼的地下实验室改造成模拟监狱，然后招募一批大学生志愿者，让他们分别扮演狱警和囚犯，在监狱里共度两周。很快，就有70多名大学生报名，他们来自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其他大学。经过一系列心理测试和面谈，研究小组最终筛选出24人。每个人都身心健康，没有犯罪记录。他们大部分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又就读于名校，用津巴多教授的话来说，他们是“这一代的精英”。18岁的汤普森，是个严于律己的军人。他记得五六岁的时候，看到爸爸在购物时顺手偷吃糖果，他至今感到羞愧。同样18岁的大二学生赫尔曼，则出身书香家庭，对自己的描述是“喜欢音乐、食物和其他人，对人类有着极大的爱”。吸引他们参加实验的，是15美元的日薪（相当于现在日薪700块），两周下来能赚两百多美元。“服刑不就是弹弹吉他、打打牌，消磨时间吗”，况且里面三餐正常，有床睡有澡洗——在他们看来，这似乎是一个有钱拿的快乐假期。实验前，研究人员问一名参与者道格，让他由零到一百分，评估他完成监狱实验的成功可能性。他自信满满地回答道，“对我而言，一百分！轻而易举。”通过抛硬币的方式，24人被随机分为狱警和囚犯两组，每组9人，剩下6人作为后备。经历了一场以假乱真的逮捕后，9名囚犯蒙着眼睛，被带到了模拟监狱。衣服被扒光，全身被喷上除虱喷剂，再套上印有号码的长袍囚服，里面不能穿内衣。再戴一顶丝袜制成的帽子，脚踝被铐上锁链。他们失去了姓名，衣服上的号码成了他们的代名词，3401，8612……囚室共三间，每个约11㎡，仅容三张小床紧挨在一起。房间里除了基本的床褥之外，没有太多物品。室内没有窗户也没有时钟，犯人无法感知时间的流逝。囚室外面是一条仅2.7米宽的狭窄走廊，对面有一个面积约1㎡的小黑屋，是犯人关禁闭的地方。他们身着帅气的卡其色制服，装备了口哨、手铐、警棍，还有反光墨镜。狱警被分成3个小组，轮流看守犯人，每隔8小时换一次班。他们有专属的休息室，里面还配备了咖啡机。津巴多教授只向他们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维持基本秩序，二是不能让犯人逃跑，三是不能使用身体暴力。这时，人们还未意识到，权力天平的两端已经开始悄悄倾斜——囚犯被剥夺了一切，狱警则被赋予了可怕的权力。一开始，囚犯们置身陌生的监狱里，显得有点迷茫和坐立不安。但他们很快适应了新环境，心想“这只是一个实验”，于是变得放松起来。到了晚上，狱警让他们站成一排报数，犯人们还是嘻嘻哈哈地偷笑，即便被狱警喝令停止，也不以为然。毕竟，管理囚犯是他们的职责，而如果无法把犯人驯服妥帖，则会显出他们的无能。曾声称“对人类有着极大的爱”的狱警赫尔曼，很快便想出了许多极其新颖的报数方式——让犯人报自己号码、把号码反过来报、报别人的号码，或者把号码唱出来。“给我大声喊出来，我听不见，再大声一点！”“我们今晚就在这里做到对为止！”只要稍有不合心意，他就会罚他们做10个到20个不等的俯卧撑和开合跳。新来的3名狱警也想凑一凑热闹。于是，他们把熟睡中的囚犯拉起来，再次进行毫无意义的报数，以及令人疲惫的体罚。第二天清晨6点，囚犯们再次被尖锐的口哨声叫起床，又是新一轮的报数和体罚。筋疲力尽的犯人们，开始变得沮丧和愤怒。有人大喊大叫：“我受够了这些没道理的鸟事！”牢房内的三名囚犯用床铺顶住门口，用毛毯塞住门缝。在这个暂时安全的空间里，他们撕下衣服上的编号，摘下头套，大声辱骂狱警。狱警们被激怒了。但他们无法闯入一号牢房，于是把怒气发泄在其他人身上。他们冲进另外两个牢房，把里面的床铺扯出来，扔在走廊里。当二号牢房的囚犯反抗时，狱警甚至拿起大楼里的灭火器，直接向囚犯们喷射冰凉的干冰。而其中反抗得最少的三号牢房，则得到了特权和优待——狱警只给他们提供晚餐。尽管一、二号牢房的囚犯都劝说他们不要吃，“我们要团结！”但三号牢房的人还是吃了。狱警们的心理战术奏效了。囚犯之间的合作与信任，从一开始就被毁掉，他们只好各自为营。与其他得过且过的囚犯不同，编号8612的道格一直是囚犯中的刺头。他不但鼓动大家一起罢工，还用脏话大声咒骂狱警，咒骂这个实验和津巴多教授。他待在小黑屋里时，狱警们还会用警棍敲打房门，制造难以忍受的噪音来折磨他。被噪音弄得头痛不已的他，大叫道，“他妈的别再打了，我的耳朵快聋了。”他被狱警呼来喝去，把床上的被褥叠了拆、拆了叠。狱警还把他的毛毯扔到灌木丛里，让上面沾满了芒刺，道格必须把芒刺摘干净才能睡觉。晚上熄灯后，第N次从禁闭中放出来的道格已经疲惫不堪。他渐渐失去了理智。他开始咆哮，大声地哭喊，终于精神崩溃。于是，曾经声称在监狱中存活两周“轻而易举”的道格，成了第一个退出者。随着道格的离开，个头最高的保罗，成了囚犯中的新领导者。他曾在室友的帮助下，弄弯了囚房的铁栅，又在被关小黑屋时，踢坏了小黑屋的隔板。他用指甲拧松了墙壁上的电气箱面板的螺丝，卸下面板后，再用它的边角偷偷拧开了牢房的门锁。但是，一名狱警在路过牢房门口时，偶然转动了一下门把，发现门锁松掉了，保罗的越狱大计就此告吹。牢房的门锁被弄坏后还未来得及修理。于是，他就趁狱警不注意，冲出房门一把抢走了狱警的警棍。手上有了武器的他，试图发起一场监狱暴动。可是，这场暴动没有得到同伴的支持。渐渐地，意识到反抗和逃脱都没有用之后，保罗变得消极、顺从，他似乎已经完全接受囚犯的角色，身上的热情和动力都消失不见。实验开始仅仅第三天，模拟监狱和真实监狱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起来。随着犯人的反抗行为一起升级的，还有狱警的惩罚控制措施。常规的报数与体罚已经不能满足他们，他们发明出更多极具羞辱性的招数。他们会命令一个囚犯向另一个人脸上吐唾沫，以此取乐。狱警们还随心所欲地拒绝囚犯们的如厕请求。到了晚上，囚犯只能在牢房里的一个桶内解决大小便问题。第二天早上，狱警也不允许他们倒掉或清洗便桶，导致牢房内臭气熏天。当囚犯819用绝食的方式来反抗时，狱警就在他面前放了一盘香肠，并告诉他，如果他不把香肠吃掉，那么其他囚犯就无法用餐。狱警还组织所有囚犯一遍又一遍地喊道，“819做了坏事，所以我们的囚房一团糟。”实验进行到第四天，囚犯们个个憔悴不堪，绝望的氛围弥漫在他们脸上。相较之下，狱警们则显得精力充沛。他们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没有一个人迟到、早退或请病假。在别的狱警折磨犯人取乐的时候，他们会站得远远地冷眼旁观。他们不会参与任何虐待行为，却也不会阻止。报数、体罚，让他们徒手洗马桶……他似乎永远不会对折磨囚犯感到厌倦。更可怕的是，津巴多发现，到了深夜，有些狱警以为研究人员已停止了观察，虐待行为会越发严重，甚至发展到性骚扰。有一名狱警后来回忆，他变得越来越爱指挥别人，甚至忘了这是个实验。那是晚上10点，狱警正押着囚犯排队上厕所。囚犯头上罩着袋子，腿上还有锁链，手搭在前人的肩上，正在推推搡搡地行走。克里斯汀娜被惊呆了。模拟监狱里惨不忍睹的场面，以及作为研究者的津巴多的冷漠，让她意识到这个实验已经失控。她与津巴多大吵一架，“他们是学生，不是你的狱警和囚犯”，津巴多这时才如梦初醒，决定提前中止实验。第六天早上，当津巴多教授宣布实验结束，他们自由了的时候，“囚犯们有一瞬间的停顿，接着就是拥抱、亲吻，到处都充满了真切的快乐。”实验结束两个月后，每个参与者回忆起来，都对自己当时的变化之大、适应之快感到惊讶。有趣的是，囚犯与狱警回忆起监狱内发生的虐待行为，看法完全不同。囚犯416控诉道，狱警的行为对他造成了持久的心理创伤。他对曾经折磨他的狱警赫尔曼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但我恨你，因为我知道你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相反，狱警赫尔曼则不以为然，“我觉得那些惩罚并没有那么伤人。”他甚至声称，当时他在监狱里的行为，只是一场属于他自己的小小试验——他想看看，人们到底承受了多少语言暴力和身体暴力，才会开始反击和反抗。不只这些参与者，就连津巴多教授，也迷失在监狱的情境中。六天时间里，他作为监狱总管，要为囚犯提供一日三餐，处理各种突发事务，和参与者的父母交涉……有时都忘了自己是一个研究者。而当囚犯在他面前情绪崩溃时，他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这人是不是为了出狱故意装出来的？进入监狱区时，他会把双手放在背后，像是威严的将军在阅兵。通过这个实验，津巴多得出的结论是，在不同情境的影响下，个体的性格、思维和行为会发生极大变化。斯坦福监狱实验进行的70年代，美国社会发生了几起震惊全国的虐囚事件，津巴多教授的研究也一再被拿出来，作为研究监禁心理的典型例子。但是，这个实验却在学术界饱受诟病，存在自变量不清晰、没有设置对照组和空白组等科学上的硬伤。同时，由于给受试者造成了真实的心理创伤，这个实验也成了伦理道德的反面教材。
囚犯脚上的铁链。如今，斯坦福监狱实验已经过去了50年，它依然值得被一再提起，以此反思和观照自身。津巴多教授长久以来都致力于研究与监狱相关的社会心理学。他积极地推动了美国监狱制度的改革，力图改善监狱内普遍的虐待现状。狱警与囚犯，实际上是一对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这样的关系，在社会上处处可见。“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子女，老师和学生，医生和病人，还有军队等等。”津巴多教授举例。你可以运用自己的职权，对别人造成伤害；也可能在他人权威的压迫下，像囚犯一样失去个性和反抗的能力。反思自身的社会角色，在变化中保持自我的理性和清醒的判断，也许才是斯坦福监狱实验带给每个人的启示。“好人可以变坏，只需要把好人置于邪恶的情境中即可。”[1]斯坦福监狱实验官网：https://www.prisonexp.org/[2]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最盼着奥运会取消的，是日本人自己
再不去露营，我又要被开除中产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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