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改革开始分流，三类初中生将会面临淘汰，家长要引起重视”，家有中考生的广州家长张霞，忍不住点开了这个标题，以免自己漏掉什么重要信息。

可打着这类标题的文章，却几乎不能提供实质性信息，反倒是“中考改革”“淘汰”“改变命运”的字眼，看得她心慌慌。

“感觉不是高考定终身，是中考就定终身了。”她说，这也是很多备考家庭的共同焦虑。

尽管早在2013年，初中升学率已超90%，2019年已达95.9%，但“中考定终身”焦虑指涉的，是中考生升学赛道分出的两条路：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孩子成绩排名靠后的家长尤其担心，自家的娃上不了普通高中，得去中等职业学校。

一位去年刚送孩子中考的广州家长告诉南风窗记者：“（如果）走职业教育的路线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他早早买了学区房，从小学开始送孩子上一对一补习班，“我花精力，就是怕孩子去读职高，我要确保我的孩子不会被淘汰。”

但中职学校，依然是很多中考生的最终去处。

据教育部统计数字，2019年，中职在校生数超1576万，占高中阶段教育生数的39.4%。过去三年（2017～2019），全国范围内，年均有1400万初中毕业生，每10个中考生中，约有4名入读中职学校。

但这个数字，各地又有差异，按省份，以2019年为例，入读中职的中考生，在北京大约是3成，河南最高，接近一半。按城区，2019年北京的东城、西城、海淀三区，中职生录取占比不足一成，燕山接近一半。

家长们口中的“淘汰率”高低不一。

但中等职业学校究竟是一条怎样的路，以致家长唯恐避之不及，这群被挡在普通高中门外的学生，他们又拥有什么样的机会、资源和选择？

与此同时，中职教育工作者想要引导学生接受这样一个观念：他们，并不低人一等。他们需要的不仅是自我认同，更需要外界的认可。

中考生的中职升学路分出三条跑道：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

2017年，山东济南人莹莹，中考考了420分，超出普高录取分数线30分。这个分数可以让她进普通高中，但成绩只属于中游水平，进不了重点高中，父母告诉她，不如去中专。

尽管她当时也问过父母“中专有什么好”，去了等于浪费自己的中考分数，但在“可以学个一技之长”“早毕业早工作早挣钱”的意见下，15岁的她听从父母的安排。

在家附近物色学校时，她原想去读一所公办中专的幼师专业，自己的分数比往年专业录取线高出十来分，想来十拿九稳，但目标院校的幼师专业竞争激烈，她发现有中考考了500多分的学生也报了名，还有人抱着一摞钢琴舞蹈美术证书报考，当年分数线被拉高，她落选了。

她和母亲照着网上的宣传手册找到另一所民办中专并实地考察，但不巧赶上了周末，学校里没有学生，招生办的老师接待了她们。“毕业包分配，工作不用愁，实习有工资，上高中也没有什么好的……”一套吹嘘说辞之后，她们选定了这所很快让她后悔的学校。

2015年，家住河南商丘永城市的孙铭阳擦边过线，考上了当地的非重点普高，但学得越发吃力，尤其数学课，每天听得昏昏欲睡，他觉得自己不是学习的那块料，不想再浪费时间，高一学年没结束，就退了学，来到当地的公办职业高中。

学校挽留过，父母也问过，但他们给不了什么建议，看他态度坚定，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便没有反对，让他自己选择。他的两个姐姐，也都没有读完高中。“在农村的，我们很多都是这样的选择。”他说。

文彦出生在福建大田县，尚未成年。2018年，他参加了中考，分数惨淡，达不到当地的高中录取线，好一些的公办中职学校的分数线也勉强，只有民办中职学校没有分数要求。父亲想让他到外面多历练，至少学门手艺。

在老乡介绍下，他知道了一所位于福州，由上市公司创办的“飞毛腿高级技工学校”，这所企办技校在大田招生时，把点设置在了较高档次的酒店。文彦记得，当时招生老师放了一个自称是学生拍的宣传短片，当时看着还挺厉害，没想太多，他们报了名。

在去学校的路上，回想起当时的情形，文彦意识到有些不对劲，觉得自己被忽悠了：“有本事的学校一般都宣传他们教育资源有多少，但他们宣传的，却是他们开展的活动，宿舍有洗衣机，免费Wi-Fi。听起来花里胡哨的，仔细一想没什么用。”到学校，确证了更多细节之后，他其实不想读，“但想想钱交了，跑掉就有点亏了。”

进入中职，分数是一把切割的刀，少年们的路径选择，仍与分数线有错位，分数之外，它还包含了对自我的评估、家庭因素的考量，可能的陷阱。踏入中职的校门，几位少年看到的，更是期待之外的另一幅模样。

蔡虹是广州一所公办职高的过客。她的学习成绩曾经排进全市前百名，后来遭遇校园冷暴力确诊阿斯伯格综合症（高功能自闭症，又称天才症），无奈休学，最终错过了中考。2018年，为了获得学籍后去留学，蔡虹入读了职高。

她记得开学第一天的新生大会上，老师前后5个小时反复强调纪律：不要染发、吸烟、喝酒、纹身、早恋。这套话语是她陌生的。“我之前的学校，开学都是说，来，我们展望一下未来，取得更优秀的成绩。”

莹莹去中专报到的第一天，也被怔住了。男生紧身裤+豆豆鞋是标配，女生爱抹浓妆，短视频里的精神小妹和精神小伙，就是她的同学。

有男生向她搭讪，一套“学习无用论”的说辞：初中毕业照样当大老板，名牌大学生毕业都找不到工作，不如多交些朋友。她接受不了这样的想法，用走读、上课坐前排和他们拉开距离，把成绩保持在班级前三。

语数英文化课、专业课、第三年实习，这是中职生在3年时限里需要完成的任务。

从普高退学上职高的孙铭阳，在职高机电专业待了不到一个学期。期中考试一结束，他就退了学。

课少，晚自习8点前结束，10点才熄灯，没事干的时候不自觉玩手机、学校也不限制学生外出，自己不是特别自觉的人，他找不到目标。课程内容也简单，不像普高有好几本必修教材，这里的英语课只有一本书。

一次课上，英语老师从音标和26个字母开始教，他说：“我都不敢相信这是高一的课程。”为了兼顾零基础的同学，有学习基础的学生不得不迁就。

专业课的学习也没有给他获得感。“我以为是能学个基本的专业技能，或者以后找个对口的工作，却发现这里教的也大部分是理论……学得没意思，不如出来学个谋生技能。”他离开了学校，在做了3年厨师之后，跟着同学入了机电行。

莹莹选了市场营销，她觉得稍微有点用处的，一个是商务礼仪课，另一个是计算机基础课，这两个在她实习时派上了用场。

但更多时候，她没法把学到的书面知识用起来。在这所学校，她发觉最吃香的不是成绩好的学生：“如果你比较会说话会办事，那些比成绩重要很多。”但她自觉偏偏不是这样的人。不过在这里学到跟人打交道的技巧，倒成了她的意外收获。

在她的学校，老师大部分是兼职，上一节课拿一节课的课时费，通过一个和老师关系好的朋友，她了解到他们的月工资有的只有两三千，一些老师教了两三个月后就走了。平时，老师只负责上课，不愿意管学生，“我们学校实行的是学生管学生，学生会的权力特别大。”莹莹说。

蔡虹读过一年的那所职高，她选的是英语方向专业。考过了留学所需的语言能力测试，又留美2年的她，想起当年教过自己的几位老师，她觉得：“不应该像他们那样教，也不应该按他们说的’死记硬背’那样学，你不用你怎么学？”

她还上过一个视频课，休学时做了3年B站视频博主的她很惊讶，讲台上讲得头头是道的老师，被她“视频要用什么格式”的问题问懵了。

课程之外，实习是中职学生毕业的必经之路。

一年时间，莹莹换了8个单位，前几个岗位由学校分配，但她被分配到了一个小区做客服，每天有接不完的业主投诉电话和争吵，做了2个星期后，她向学校提出换岗申请，后被派去大厦一茶水间当服务员，最让她觉得离谱的一次是被叫去擦马桶和垃圾桶。

这些工作在她看来，和市场营销扯不上关系，又是辛苦难招人的工作，而成绩还算不错的她相信，自己能胜任比出卖劳动力更有价值的工作。

2018年，文彦在报名技校时选了电气自动化专业，去年，他被分配到学校直属的工厂流水线上工作，他负责的环节是用放大镜看电池端子有无破损。

有两个月时间，他从上午8点工作到11点半，中午12点半继续干到5点，晚上6点还要加班两个多小时，一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这份工作在他眼里，只是一份“有手就行”的活计。

好不容易触碰到实物设备，不再是老师在电脑演示，但这样的实训，没人向他解释清楚整条流水线在做些什么，跟他学的电气自动化有什么关系。

隔壁幼教班的实训，也做着跟他们一样的工作。他听流水线上的师傅聊起，当地的幼儿园这么说：“飞毛腿技校教出来的（幼教专业）学生他们是不收的，除了抠电池什么都不会。”

考试合格，参加完成人高考，也考过了技工证，但刚毕业的文彦却说：“我还是没懂电气自动化它到底是干什么的。”

从知道自己要在技校待三年那一刻起，文彦愈发陷入一种得过且过的玩乐心态。就业和未来，他不愿多想，他说：“想过，但发现想想也没什么用。”

这种无力感又在他的班主任嘴里被强化道：“你们出了这个学校以后工作都找不到，给你工作已经对你很好。”而他像是妥协了一般：“我想凭我的水平，也只有流水线能给我干，我也不知道我还会别的什么……”这是一个未满18周岁少年的颓丧。

“我能用得上。”这是他对学习的理解，“如果安排到流水线，我觉得学不学也不重要了。”

杨洋是广东华文航空艺术职业学校商贸系副主任，兼任教学、班主任和教师培训工作，有着5年中职教育工作经历的她，想让她的学生认识到：“你们跟考上普通高中的同学没有区别，不是因为你们智商低，很大程度就是一个基础薄弱的问题，这是可以弥补和解决的。”它需要更多耐心和责任心。

在她看来，大部分学生愿意学，即便那些看上去放弃了自己的孩子，一个小的契机，也可能激活他们的学习热情。

杨洋任教学校的空乘专业，有两个班级让老师们头疼，班级里分成几个小帮派，一个人不学，带着大家一块都不学、搞事情。其中一个男生长期上课睡觉，但有一节课却醒着，快下课的时候，杨洋发自内心地夸了他：“XX同学今天表现非常好，都没有睡觉。”

像是一针催化剂，那个男生再没有趴在桌子上过，之后的课，杨洋不要求他能背诵英文对话，在他磕磕绊绊读出对话后，给他打了90的高分。期中考试过后，那个班级有5、6个男生在她的课上都积极地去表现自己。

学习的定义不只有成绩。杨洋组织过一次“早恋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辩论，学生们活跃的表现，观点的开放与成熟，给她惊喜。“恋爱就是两个人要共同进步”“不管最后是不是走到了一起，校园恋爱本身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能说出这样的观点，她觉得，这群孩子并非简单无知。

启发和引导，并不总是成功，杨洋的一个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专业是父母替他做的选择，而他自己并不喜欢，基础也薄弱，尽管上课认真，课后也积极询问，但成绩不见起色，这加剧了他的苦恼。在仍然盲目的年纪里，让未成年人早早选择职业方向，本就存在很高的错位风险。

这群在刻板印象中，游走在越轨边缘的“特殊学生”，在杨洋看来是这样一种特殊：“情商高，思维敏捷，不太喜欢刻板的东西，但动手能力强，适应能力比较好。”

那些相对集中的、被视为“不端”的行为背后，除了习惯，有时也深埋着复杂的家庭矛盾，夹杂着更鲜明的城乡差距、校园霸凌的社会矛盾。

家境优渥的蔡虹惊闻，她的职高班里，加上她，只有3名学生的家庭不是低保户；有同学的母亲未成年未婚生子，私奔来了广州；有学生因为高中学习压力过大，精神崩溃退学来了职高；蔡虹也曾是校园冷暴力的受害者，她的职高同学里，以及她在重点初中的同学，都有人曾割伤自己的手腕…… “能感觉到他们比很多所谓的学霸都聪明，他们值得更好的教育，更多的机会。”她说，但像她一样能出国留学的人只是少数。

杨洋所在的专业，每年有六七成毕业生选择就业，而在广东，2019年，中职学生就业率达98.12%，这是一个好看的数据，但他们的职业选择空间和竞争力受限，未必和学生的就业满意度成正比。

莹莹是继续升学的一员，现在她已经是大专的大二学生，之后还想通过专升本，实现变道超车。但升学，原先不是她的第一选择。

通过先前争取到的自主实习，原本她谈好的一家工作单位，录取了另一个本科生。“就算你是中专里面比较优秀的学生，因为你的毕业证书在那里，人家就不会高看你。”这是她遭遇的现实。

什么时候中职学生更有获得感，不困囿于学历，更顺畅地被社会接纳，中职生和中职教育的价值，才不至于被遮蔽，中考分流才可能跳出淘汰和阶层折叠的陷阱。

（文中张霞、文彦、蔡虹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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