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我们遗忘的,何止是他?

百家 作者:新东方 2021-11-22 18:55:36

梅贻琦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清华,并留下一世清白。岁月沧桑渐远,而他的精神与情操永存,他是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


——女同事说

文章来源:一日一度(ID:yryd115)

作者:度公子





“什么是真实?”


“真实是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


这是电影《无问西东》中的一段对白,说话者,名叫梅贻琦


“梅贻琦”三个字,恐怕许多人都未有听说。


自百度百科输入,主要成就一栏跳出的几个大字清晰可见: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


没有北大校长蔡元培、胡适响彻后世的声名,这位名叫梅贻琦的校长,却堪称清华大学历史上贡献最大,精神最坚,影响最深。




1909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留美学生,预备在上海乘坐游轮赴美。 


当年同行的徐君陶先生回忆说:发榜那天,考上的喜形于色,名落孙山的面如土色。我却看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人。 


这“不喜不忧“之人,正是梅贻琦。


他从容不迫,光看表情,没人知道他是否考取了。 


后来才知道,他在630名考生中,取得了第六名的好成绩。 


梅贻琦出生于清末家道中落的诗书世家,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 


他天生记忆超长,读书时若同学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经典有错漏,他都可以接着背诵任何章节。


因品学兼优,他颇得张伯苓赏识,被保送至保定高等学堂。



虽说才学不输人,可梅贻琦沉默寡言的性格也是出了名的。 


有人打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梅贻琦在与夫人韩咏华结婚前,媒婆事先提了个醒:梅贻琦是个极不爱说话的人。 


韩咏华没在意:“豁出去了,说多少算多少吧!”谁知结婚以后,梅贻琦果然半天说不上整句话。 


梅贻琦有天生的好脾气。站在左边的人可以批评他,站在右边的人照样可以批评他。 



但在大方向上,其言语总是条理分明,把握重点,在许多人争辩不休时,他常能一言解纠纷。 


著名学者叶公超在怀念文章中写道:处在中国的社会,梅贻琦不说假话,不说虚伪话,不恭维人,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寡言而温润,这便能解释,为何在清华历史上著名的“三赶校长”中,梅贻琦能够脱颖而出,与清华共同走过17年风雨。  



1930年初夏,西直门外的清华园里,教授授课,学生读书,景象一片平和。 


可这景象背后,却潜伏着清华大学建校以来,空前的危机。 


想当年的北京城,正是新文化运动与传统国学两派打得最凶的时候。 


任期不到两年的清华校长罗家伦,虽说也有不少建树,却因其独断专行,极力推行“党化教育”而受到学生抵制。


 罗家伦


罗校长也是个直来直去的牛脾气,掏出一封辞呈以作要挟,本以为是一记绝杀,没想到学生们根本不买账,回他一纸通告:无论国府同意与否,我们皆无挽留之意。 


罗家伦愤愤而去。 政府早已留有一手,随即派乔万选接任校长一职。 


作为清华校友,乔万选对接管清华踌躇满志。可当他带着武装卫兵刚跨进学校大门,立马被学生拦下,将他一人单独请进小房间喝茶。 


等乔万选出来时,学生们手里已经拿到他签署的“永不任清华校长”的承诺。 


驱逐校长,成了清华的头等大事。


整整11个月,清华大学连续驱赶了三位校长,大学陷入“无人认领”的危机。



为了快速筛选出合适的继位者,学生们一碰头,颁布五条“任职规则”: 一.无党派色彩;二.学识渊博;三.人格高尚;四.确能发展清华;五.声望素著。 


放在当时的中国,条件已是苛刻,究竟谁能担此大任? 


那年,还在美国任职留学生监督的梅贻琦,突然接到南京国民政府一纸聘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



但其实,这并不是梅贻琦第一次进清华。 


早在24岁那年,梅贻琦因为学术小有建树,便已经被聘为清华教授。 


可他支支吾吾不敢做,跑去找自己的老师张伯苓求救。 


张伯苓看看他,丢下一句话:“年轻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 他老老实实回到清华,却万万没想过,自己能在13年后,当上清华校长。 


就职典礼上,梅贻琦一字一句,发表了后来流传甚广的讲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所以成为大学,不是因为它有大楼,而是因为它有大师。)



几十年来,从未有人称梅贻琦为“大师”,甚至鲜少人听过他的名字。对于学术上的争论,他总能够最大限度地聆听,鼓励多元。 


他时常挂在嘴边地口头禅便是:吾从众。 


“我就是给教授们搬搬椅子,端端茶水。其他的事儿我也干不了。” 


甚至,当年校园内流传一首打油诗,借用校长梅贻琦的口头禅,调侃其谦逊含蓄: 


大概或许也许是,

不过我们不敢说,

可是学校总认为,

恐怕仿佛不见得。 


看起来,梅贻琦成了谁都能“欺负”的主儿。而他这位“幕后推手”却能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一股学术之风。 


当年的文学圈,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中国学界有多少个流派,清华大学便有多少个流派。 


后来清华文学院教授朱自清写了一篇文章《清华的民主作风》,大发感慨: “在清华学习的同仁时常能感觉到一种自由的氛围,一种民主的作风。


每个人都有权利,有机会,对学校的事情说话,这真是不容易的。” 曾在清华任教的蒋复璁评价梅贻琦:初以为办公室他不太内行,谁知竟是行政老手。



梅贻琦寡言,但并不寡断。 


1935年 ,北京各大学学生举行游街示威的“一二·九运动”,事后,当局派了数千军警冲进清华大学抓人,清华校务委员紧急召开会议,商量对策。 


众人千言千语,唯有梅贻琦坐在一边,一言不发。 


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急了,问:“校长,你看怎么办?”梅贻琦还是不说话。 


旁边叶公超也急了,叫道:“校长,你到底有没有想法,倒是给个意见啊!” 


梅先生慢条斯理的说:“现在阻止他们是不可能的,能做的就是如何减少损失。” 


说完,梅贻琦通知教务处,让有嫌疑的同学都先躲起来,然后给北京市市长打电话,请他出面解决这件事。 


寥寥数句,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把事情了结,军警也顺利撤退。大家这才知道,梅贻琦并不是没主意,而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  



电影《无问西东》里有这样一幕。 


天上飞机往下投射炸弹,学生老师躲在林子里照常讲课,从未停止。



后来有学生在采访中回忆:“当时的北平车站全挤满了逃难的人,却是一点声音也无。现在想想,真像是亡国的气氛。” 


这背后的历史事件,就是卢沟桥事变。 


外界战火纷飞,清华、北大、南开凑一起开了个会,决定合办,迁至湖南,梅贻琦被紧急任命位储备处主任。 


可开课还没一个月,南京沦陷,师生们又被迫四散逃亡至昆明。993名学生再次开课,这新的学校,便是现在的西南联大。



 三所名校合并,看起来是神仙联手,其实真不是这么回事。由于内斗严重,学没办好,学生互相打得头破血流。 


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把重庆选为了自己的新战场,他们要去和国民政府斡旋,为联大的师生争多一份经费、多一间教室、宿舍…… 


可谁来主事?两位校长的目光,集中到了一人身上,清华校长梅贻琦。


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 


“我的表,你来戴。”张伯苓一句天津俗话,暗指接班人。 


梅贻琦,在蒋梦麟眼里更是匹“骆驼”。说他像骆驼,不是没有道理的,梅贻琦浑身都透着一个稳字。 


他凡事讲究民主,处理问题公正,并和众多教授一样贫寒。 


家中来客,夫人韩咏华只得上街摆地摊,出卖子女幼时所穿衣服,得款10元用以待客。



民间还盛传这样一件趣事:西南联大办了一个教学质量高的附中,昆明市民都想把自己的子弟送到这所学校去读书,其中不乏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女儿、梅贻琦的小女儿。 


结果龙云的女儿没考上。想到自己曾经为西南联大跑前跑后,龙云有点不开心了,认为梅贻琦太不给面子,就派他的秘书长前去疏通。 


结果自家秘书哭丧着脸回来,说:“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也未被录取。”龙云顿时气消。  


梅贻琦书法


西南联大刚办校的几年,常常有国军士兵全副武装,上门索要与军队斗殴的学生。 


梅贻琦必须得按照要求,交给他们学生名单,但抖了个机灵:“我交给他们的名单是去年的,名字和住址可能没那么准确了。”


日军轰炸之下,60岁的梅贻琦拄着弯把雨伞,毫不慌乱地指挥学生避难。嘴里嘱咐:不要拥挤,不要拥挤。 


但凡在世一天,他就永远会挡在勃发的树苗之前。 


对师生,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就好像一条船。飘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地责任,此人比不应退却,比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向前。”



相比曾经热衷于“从众“的校长,有人这样评价战争时期的梅贻琦:校长变了,任何需要他拿主意的事,他都斩钉截铁,从不推辞。 


蒋介石曾经到西南联大视察,对着台下抛出一句:思不出与其位。(指考虑事情不超过自己的职权范围) 


话音刚落,一向沉默寡言的梅贻琦起身反驳:你说的不对! 


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时期,学者与政客夺着年轻人,一个要把他们变成“真理的孩子”,一个要把他们变成“党的孩子”,梅贻琦硬生生搭起学术象牙塔,抗逆政治对学术的强暴。 


对国家政事,他的立场比谁都坚定。对学术,他能给到教授、学生们最珍贵的礼物,便是自由。 


在教育这件事上,他倡导三所学校自行招生、自由讨论,自由上课,教学管理全由教授们做主……



抗战八年,烽火不断。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西南联大却创造了弦歌不断地教育奇迹,一度位评为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学府”。 


培育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元勋、173位两院院士。 


算起来,梅贻琦在清华任职时间并不长,却深得学生爱戴。无论什么时候什么运动,清华学生的口号后面总会加上一句“拥护梅校长”。 


曾经有人问过梅贻琦,他能在当时清华的“校长风潮”中留下来,究竟有什么秘诀? 


梅贻琦风趣回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这风雨炮火中的几十年,何其艰难动魄,竟被他用玩笑话一笔带过。梅贻琦之心胸,常人难以企及。   




1949年,60岁的梅贻琦退休后到了美国,管理清华在美的庚款资金。 


一间窄窄的办公室,一位兼职助理,给自己定薪300元,再无其它。台湾当局过意不去,将他的薪水调至1500元,却遭到拒绝:“薪水是我自己定的,我不愿意改。”


在原则问题上,梅贻琦是个“死脑筋”。心里认定这钱是属于清华大学的,多一分,他都不要。 


后来他回到台湾,凭着只有北平清华园五分之一的师资,创办了世界排名第37位的台湾新竹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 


当时有许多人劝他,把台湾的研究所直接改称为清华大学吧。他永远只是坚定地一句话:“真正的清华在北平。”


1962年,梅贻琦由于长期积劳成疾,突然发病被送进医院,便再也没有醒来,享年73岁。


遗体被安葬在台北清华大学校园内的山顶上,墓园取名“梅园”。 


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可生活却是一贫如洗。甚至连病中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及丧葬费用,也是由清华师生捐献。 


有人在他的病床下,找到一个紧锁的皮箱,里面没存一份钱。躺着的,只是一笔干干净净的清华庚款账目,那是他保护了一辈子的清华基金。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这是梅贻琦先生晚年写给自己与清华大学的结语。


任教46年,梅贻琦先生一生清华,一世清白。 


逝者如斯,我们虽无缘亲历那条高过头顶的地平线,但它一旦从历史的夜空划过,便永远照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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