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的左手至今还不能完全伸直，原来戴的七号半医用手套已经塞不进去了，只能戴八号。他手上断掉的神经还没长好，拿另外一只手去摸左手时，会有小蚂蚁在上面爬过的酥麻感。
那条清晰可见的疤痕，像是真空地带的一条曲折分界线，切割了过去与未来、记忆与现实。朋友李润至今不敢去触摸。2020年1月20日的那一天，陶勇像往常一样去出诊上班，却没有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他的左手被砍伤，卧床84天之后出院，仍需每周做手部的复健。后来陶勇回到了原来的办公室坐诊，每周只看10个病人。随后的事情，经由各大媒体和信息载体，被报道、传播了很多次。而当陶勇重新回到大众面前时，他站在脱口秀的舞台上，语气调侃，甚至看不出介怀的痕迹：“我说这个病人你真的很不讲理。当时医院里人那么多，都能精准地找到我，这难道还不能说明视力恢复得特别好吗？”忍受痛苦尚可算是淬炼，但追问痛苦不吝于一场酷刑。即使大众已经通过各种途径，或多或少赞许着他的坚忍，但仍为陶勇这份与过去告别的从容感到内心震动。事实上，曾经躺在医院的几个月，几乎是他人生中最黑暗，最沮丧的一段经历。但即使暂时脱下白大褂，参加了综艺，他的目光依然笔直地投向医学：“没有关怀的医学是冰冷的，没有技术的关怀是滥情的。”我们找到陶勇医生，和他花两小时聊了聊这段日子——陶勇因为受伤阴差阳错“走红”的两年，也是他不断疗愈自我、追问自我的两年。
怀疑
在受伤之前，陶勇有一条清晰的人生之路：这位北大毕业、31岁被破格提升为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和硕士生导师，36岁又成为首都医科大学最年轻主任医师、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天才”，立志于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手术台和医学科研事业。在2020年出院之后，他接受了陈晓楠《无话不谈》的采访，直言自己因此变得困惑和胆小——“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最大可能保住了他的视力，但却付出了接近生命的代价。为什么？”
“两个手上的伤疤仿佛一道符咒，开启了宇宙间的能量。”/@北京眼科医生陶勇
陶勇理解伤人者的处境。然而，陶勇不会原谅他。那起事件带来的影响不只他一个人，他的不少同事、同行受此影响，对是否要继续从事这一行产生犹疑。善意并不意味着零容忍。在一定的社会规尺内，宽容并不和纵容是划等号的。与此同时，对于舆论的追捧倾向，他也一再强调，“我不是活在真空里，我也尊重世间的评价标准，只是保持平衡、没有走极端，不会为了追求更多的财富而牺牲自己的理想。”不同于大众想象中的完美形象，他真实地袒露出自己不那么“陶勇”的时刻。曾经，有一对来北京找陶勇做手术的农民夫妻，第一次见面就直接给他跪下。男患者四五十岁，诊断后初步怀疑是淋巴瘤。但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来看，如果要想确诊淋巴瘤，就必须要摘掉眼球取病理，问题是，万一摘了眼球发现不是淋巴瘤，医生可能会面临被告的风险。在此之前，类似的事情曾发生在陶勇的同事身上，同事因此得了抑郁症。陶勇最终没有给病人做手术，直到今天，他还时常会想起这些事，“出于风险考虑，你不给他做手术，这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我忘不掉，我不敢摘他的眼球，这事儿就是会在心里，它有痕迹……”一位来自河南的患者，在去找陶勇的时候，视力已经非常不好了：眼睛连视力表也看不见，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出人影。以往，这位患者的妻子会陪他前来，但那次是病人一个人，已经接近全盲。陶勇问：你是怎么过来的？患者回答：因为老婆在酒店打工，不小心把手伸到大型的洗涤装置里，被绞到了，所以不能陪他来。于是自己一个人从老家坐火车，一点一点摸过来。这位患者家境贫穷，没有钱能够支付长期的治疗。陶勇就自己拿了一千块钱给他，退了号，然后开了能够维持他视力一段时间的药。后来患者再次来找陶勇时，带来了自己家里压的面条，这是他唯一拿得出手的礼物。大多数时候，陶勇总是坚定、阳光，身上好像有永远也用不完的能量。回忆这些往事时，是他罕见的无力时刻。那时距离他受伤还不到一年，他说：“我有时候对自己很失望，我也会希望那些不信任我的人不要成为我的患者。”“你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也没有能力把他养在北京，所以这就是矛盾。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个人的影响力、能力就在那儿局限了，你一个人无法解决他所有的困难。”陈晓楠问过陶勇一个问题：医生每天要接待这么多病人，有的人消失了就消失了，你已经帮助了很多人，为什么还会那么在意？把时间线拉回最初，陶勇对于眼科的执着，其实来源于书籍与母亲。小时候，他读武侠小说，每个故事里几乎都有一个隐世神医。从那时候起，他就认为医生很了不起。后来有一次母亲得了沙眼，他陪着她去医院，看到眼科医生“拿针从眼睛里挑出了一粒粒石头”。在真正学医之后，陶勇对眼科的认知又覆上了一层浪漫的挂怀：“相比单纯身体的疼痛，如果一个见识过世间风景的人突然看不到的话，相当于整个世界对他关上了。”他认为，眼科医生，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患者不被黑暗吞噬。多年以后，已经从求学之人变成了博士生导师、眼科医生领域代表的陶勇，却发现如今学医的人，初心和以前不一样了，“总有很多学生家长会来问，学医到底好不好？轻松不轻松？风险大不大？挣钱多不多？一份职业背后，多了很多附加的含义。”
2020年11月，陶勇在光明天使志愿者行动中为患者科普眼科知识。/@北京眼科医生陶勇
今年年初，他去了一些高校做演讲，包括清华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他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普遍有一种更着急的心态：看不清未来的方向，有太多的不确定，希望得到明确的方向和答案。一方面，陶勇承认时代在变：“过去的时代，工作等人。很庆幸，当年的我更多地是在选择专业，而不是就业。”另一方面，他也为这些追问感到困惑，年轻人努力挤过了千军万马的高考，却在象牙塔里陷入迷茫：“努力工作是为了什么，生活的意义在哪里，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在一些信仰被祛魅的时代，仅仅是理性的科学思维不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撑。在新书《自造》中，他认真审视了自己理解医学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一个匠人、手工艺者。第二个阶段，我要开发出一些新的手段，来解决更多的医学问题，可能是我的老师都解决不好的问题。第一个阶段给你“利”，做一个手术得多少钱；第二个阶段给你“名”；第三个阶段我觉得已经超过了名利，更多给我带来一些思考，告诉我如何看待人性。在医学领域里，充满了交织：肉体的痛苦，心灵的创伤，人性的恶与善……而对于“医生”两个字的认知，陶勇很喜欢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上的一句话：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这句话在纪录片《人间世》里也曾出现过。在医学界，这句话即使不是被奉为圭臬，也足够耳熟能详。偶尔看到了、记住了、转瞬又投入忙碌，然后在某一时刻，悄然浮现出来。这感觉很奇妙，在万千世界，这是一群不曾谋面的普通人，他们没听说过彼此的名字，成为医者的道路也不尽相似，却仿佛都有殊途同归的一刻。于是时隔多年，不同性别、年龄、国籍的医者初心，跨越了不同的山海时空，终于偶然相逢、遥相呼应。在朋友李润的眼里，陶勇是极其具有能量的人，“有时觉得他不止是眼科医生，还是心理医生，是全科医生。”但与此同时，他曾救助过的人都站出来了。在事件发生时，一位同事帮他控制场面，一位患儿的母亲主动伸出左手帮忙阻拦；当他从应急通道跑到楼下，一位陌生的护士把他藏到房间，几名患者用展架当工具挡在门外。躺在医院时，很多病人第一时间发来了关心陶勇的微信，一位病人家属甚至说，想把自己的手捐给他。在那些难过的深夜，支撑陶勇挺过去并决定“继续坚定地、做个善良的人”的，正是他曾见过、照顾过的病人。
2020年12月，陶勇给青年医生做分子眼科检测技术的培训。/@北京眼科医生陶勇
“从医的人能见到非常有名望的人，也能见到非常卑微的人，心里更容易产生平衡。底层人们从事的劳动本就更容易受到伤害，而即便如此，他们也仍然坚强地求生，不会放弃治疗。尽管一些阴影，迄今仍模模糊糊笼罩在陶勇周边，“我现在出了电梯，光线可能一下子暗了。这种灯光突然变暗的情况下，我潜意识里会觉得，身后是不是站了一个人，有时候还会不自觉地会回头看一下……”他没有停下来——世界很大，要做的事情也很多，陶勇离开了手术台，但他觉得，治病救人不一定要在手术台上，才能拿起手术刀。他原来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现在选择把科技成果转化到实处，两年来，共计帮助了300多家医院，60000多个患者。他还发起了公益计划，为朝阳医院的就诊患者提供导诊、挂号、取药、送检、维持秩序等服务，迄今已运转一年多。陶勇曾经把医学当成窥镜，试图从中看到更多人性、善恶。但陶勇不认为，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台窥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在陶勇每天工作的北京朝阳医院，从门诊到病房，有一条弯曲的长走廊。它既是连接门诊和病房的通道，也是老楼和新楼的桥梁。一路上，要先经过放射科，路过焦灼的排队的人群，那里弥漫着一种忧心忡忡的氛围。时不时的，拍片室的门被打开，里面传来声音：下一个。人潮中，不时有护工和家属推着床穿过，床上躺着戴呼吸面罩的老人，呼吸面罩连着黄色的氧气袋，老人面色发黑，胸口起伏，神情漠然。也有坐着轮椅的外伤患者，被一圈圈的纱布和绷带缠着，眉头紧锁。这是一条神奇的走廊，陶勇说，每当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走走这条走廊，恐惧就会消解，那些不解的疑问，也仿佛有了答案。对于自己正拥有的健康和看似寻常的一切，也会促生一股更加深刻、厚重的珍惜之情。今年的上半年，陶勇开始以碎碎念的形式记录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在大概半年的时间中，他一会儿在火车上，一会儿在咖啡店，一会儿在家里，有时脑海里突然有了灵感，便拿出本子来，在马路牙子上顺手写写划划。写作思路写在前面，佳句记在后面，整理进电脑的时候，前前后后地翻。有时和朋友吃饭，听到一个好的观点，陶勇便立刻举手叫停，在惊诧的目光下拿出本子记下，然后做手势示意他们继续。最可怕的是上厕所的时候，突然思如泉涌，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12月，这本名为《自造》的书就这么完成了，他在书里这么描述一种自己理想的状态：“人一旦通过沉思，通过关注一草一木、一事一物，让自己内心自洽的逻辑建立起来，就会有一种充盈感。尽管我们仍会像漂在河面上的一片树叶，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往东西南北哪个方向，但因为能感知到浮力和重力，就能对自己有一个定位。”
“如果只能选一句，您最不愿意从患者身上听到什么话？”陶勇起初没有说话，大概沉默了三十秒后才开口：“花了钱了，病治好了，这不是应该的吗？ ”“那如果换过来问，您最希望听到患者对您说什么话？”短短的一分钟，像是浓缩了一个世纪，又或者是他自己的前半生。有一瞬间，我可以在他脸上看到一种近乎孤立无援、却又情真意切的神色。最后他仿佛是下定了决心，果决而幸福地答道：“您辛苦了。”关注公众号：拾黑（shiheibook）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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