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共青团建设：做党的帮手，当群众先锋

来源：“中国青年杂志”（ID：YOUTH-POWER）作者：李归宁

1922年5月5日至5月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共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隆重举行。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在思想上、组织上的完全统一，标志着一个纲领明确的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组织的正式成立。在共青团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井冈山斗争时期仅仅是开端的部分，但它却为共青团在斗争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正确打开了群众工作的局面，在党建设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带领大批青年农民，前赴后继、勇当先锋，始终坚定不移跟党走。

大革命时期，湘赣边界各县一批青年在外求学时受到进步思想的引领，回到家乡传播革命思想，创办农民夜校，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青年革命运动，建立了共青团组织。为了使团的工作契合斗争需要，更好地配合党的工作，1928年10月20日，党、团中央联席会议对党团关系作出了明确规定：“团接受党的政治领导，但应保持在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红四军根据这一决定，于1928年底重新建立共青团红四军委员会。

从1928年至1930年，共青团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了一系列群众工作。在群众中选拔优秀人才发展团的力量；在群众中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积极开办党团训练班，加强青年思想建设；组织群众参军参战，充实党的队伍。井冈山斗争时期，共青团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秉承红军宗旨，为进一步巩固军事根据地，积极武装群众，宣传、组织群众，在配合红军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等群众性革命运动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井冈山是毛泽东同志“上山”思想形成后的第一块“试验田”。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着三湾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到达井冈山，将革命的红旗插上了井冈山。1928年4月，朱德、陈毅又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农军拉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队伍胜利会师，举世闻名的“红四军”就此诞生。红四军下辖3个师9个团，共计1万余人。在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提到当时红四军比例：“少年（十八至二十五岁）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六，壮年（二十五至四十岁左右）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三，老幼（十六岁以下四十岁以上）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一。”这批“少年”成为井冈山斗争时期团组织最初的骨干力量。

当时湘南特委指示：成立共青团工农革命第四军委员会。湖南省委对红四军团组织十分重视，团省委巡视员王正道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预备派大批同志及青年工农前往，并预备派一特派员前往指挥红军中的C.Y（共青团的英文简称）工作。”有了上级的指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青年们被纷纷动员起来，开始了在地方上发展共青团员的组织工作。根据当时中央关于组建团组织的要求，“在团建设工作中提到特别注意的是适应客观环境，对每一件事，每一个问题，决定适当的对策；并且具体分配给每一个党、团员工作，使全体党、团员的行动言论都能一致；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党、团员都确实地深入群众，争取群众，掌握群众，使群众同意党的主张，跟随党的行动而行动，在群众中发生核心的领导作用。”此后，红四军的共青团组织做到了坚决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又保持团的独立性，在群众中发挥了团员青年的特殊作用。

依照当时中央的指示：“在这许多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团应负责帮助党发生党的组织，同时在有党而无团组织的地方，党应帮助团发生团的组织。”以宁冈为例，1928年2月，宁冈县委成立后，在南昌、吉安读书的学生趁假期纷纷回到原籍，就地闹革命，通过传送革命刊物、组织青年团体、开办平民夜校等形式，把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思想进行传播。他们走出校门，走进乡村，全力以赴开展农民运动，承担了当时宁冈县工、农、青、妇等各项工作任务，其中有谢瞻石、谢灼华、肖文范、肖经信等。4月，红四军成立后，四军军委抽调了一批共青团员，大部分是衡阳三师学生及武汉随警卫团起义的学生，他们加入到地方工作，参加了组建团县委的工作。1928年2月下旬，根据地第一届共青团组织——共青团宁冈县委成立，肖子兰任书记，赵锦元、肖文范等任委员。年底，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团县委在茅坪仓边谢家召开全县团员活动分子大会，从各区域推派骨干出席，其中有工人身份的徐海龙、黄龙海，士兵身份的黄渭滨，农民身份的赵锦元、赖以尊、肖铁平等9人当选为团县委委员。

各县的农民协会的主要领导大部分都是青年学生，各乡的农民协会的骨干也都是进步青年农民，农民自卫军的领导人基本上也都是在青年农民骨干中选拔出来的。团员青年在党员及老团员的带领下，积极开展各项工作。随着革命形势的消长，工作重点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工作项目主要包括整顿组织，扩建少先队、儿童团，协助党组织建立或巩固乡村苏维埃等。在群众中发展起来的团组织，积极开展各项革命活动。这期间，共青团宁冈县委在1928年8月以后设立了东南、西北2个特别区委，全县有支部24个，团员近500多名；共青团永新县委设立了东南、西北2个特别区委和小江、第四、第五、第六4个区委。其中东南特别区委下辖3个区委，西北特别区委下辖7个区委、2个特支，团员数量仍有千名。

组织宣传群众，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当时团员青年在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帮助群众开展革命运动时，还组织革命群众团体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工作。他们不但是英勇善战的战斗员，而且还是发挥重要作用的宣传员。他们在井冈山斗争中，宣传党的任务和宗旨，全方位树立党的威信，从而保证了党在军队、在地方各级组织的领导。例如，党在边界割据方面，坚决地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巩固。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等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团员青年政治工作人员通过各种形式，如召开群众大会、刷写标语、张贴布告、派宣传队下乡、上党团课等，向群众进行宣传，得到了广大军民的热烈拥护。

武装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帮助群众建立红色政权。武装斗争的开展，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同土地革命运动分不开，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和组织农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摧毁封建势力，才能发展壮大人民军队，巩固和扩大根据地。青年党员、团员在思想上坚决服务党的领导，行动上坚决依靠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组织群众参军参战、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等一系列革命活动。

由于边界土地占有情况十分不合理，所以大部分掌握在地主手中。为了使土地革命全面开展，在青年党员、团员的带领下，边界各县、区、乡都普遍设立了土地革命委员会，实行分田运动。当时的插牌分田中“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土地”“所有乡村男女老幼，一律平分”等分田政策，满足了贫农对土地的需求；与此同时还提出了“抽多补少”的分田政策，对富农的土地所有进行了控制。大部分贫苦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一时间根据地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卫胜利成果、青年农民参军参战、努力生产支援前线的热潮。边界群众在党员、团员的带领下，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根据地内红色政权的建设工作中来。从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根据地内恢复和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宁冈、永新、遂川、茶陵成立了县委，酃县成立了特别区委，莲花成立了特别支部；开展了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的游击暴动；加强了工农革命军队伍，组建了地方武装和各种群众组织；建立了茶陵、遂川、宁冈三个县的红色政权，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1928年4月到7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根据地内红色区域有莲花、永新、宁冈三个县全境，吉安、安福各一部分，遂川的北部、酃县的东南部、茶陵的西南部，面积达7200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根据地内大部分地方实行了土地分配，小部分在分配中。

湘赣边界八月失败之后，各县地方党、团工作遭受了重大损失，党、团内出现严重的错误思潮，很多人认为革命看不到出路，甚至有人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红军队伍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对此，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指出：“边界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决议案中还特别指出，“党员成分必须是先进的觉悟的忠实的勇敢的贫苦工农分子，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农，须严格限制。”1928年9月，湘赣边界的根据地内厉行“洗党”。10月，党、团湘赣边界特委决定联合举办党团训练班，对党、团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党、团工作训练。由湘赣边界各县选派300余名党、团员参加。党团训练班制定了详细的训练大纲，由谭震林、陈正人、宛希先等人任教员，毛泽东、朱德也时常为训练班作形势报告，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团特委的同志给学员们讲《共产主义ABC》《社会发展史》、共青团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原则；传授工作方法，如怎样开会、作报告、搞宣传；针对共青团员如何成长为合格而优秀的共产党员，特委专门翻印了《共产党纲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讲义。老红军王紫峰回忆说：“党代表给我们讲为什么要革命，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还讲社会进化史，同时还给我们讲述中国的第一次大革命。除了党代表讲课外，还请了妇女代表、青年代表来作报告。”通过这些教育，提高了共青团员的思想觉悟、理论水平，效果十分显著。大部分团员青年在训练班毕业后，回到地方团组织中，将所学的内容及时传达给其他共青团员及青年农民，领导群众开展了许多革命活动。比如：动员青年农民参军参战。以永新为例，1928年11月以后，全县有近300多名少先队员参军，光合田乡就动员了170多名。共青团除了积极支前参军，打击敌人，还组织群众打土豪、开展军事操练、教书识字等等。工作做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可以说，党团训练班对共青团的思想建设在群众路线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长远的影响，是群众路线工作中的持续性实践。

红四军与红五军胜利会师后，井冈山武装力量进一步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恐慌，1929年1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以18个团的兵力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会剿”。为了打击牵制敌军同时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毛泽东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作战方针，由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红五军留守井冈山。但因红五军守山兵力空虚，井冈山最终落入敌手。党、团特委机关被打散，团特委书记史训川、副书记宋新怀等同志随李灿、王佐领导的一部分红军以连为单位，或以排为活动群体，隐蔽在寂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带领群众不断与进山搜索的敌人周旋。

他们在山里扎寮棚、住崖洞，一天一餐稀粥煮野菜，缺盐缺粮，挨冻受饿，但所有的守山人员仍意志坚定地坚持斗争。直到1929年2月，敌人大部队开走，王佐派人到九陇山与中共边界特委取得联系，曾经被敌占领一个月的井冈山军事根据地才重新回到边界党和红军手中，团湘赣边界特委机关得以在永新小江山恢复工作。3月，团特委书记史训川前往南昌与团江西省委接头，由宋新怀接任团特委的工作。之后，因参加“会剿”的国民党军队忙于蒋桂战争，大部分被调走，团特委在中共边界特委的领导下，配合地方武装开始了以永新为政治指挥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929年5月以后，除宁冈、莲花两县团的工作尚好之外，酃县、茶陵、遂川等县的团组织均遭到严重破坏，直至红五军收复了遂川、宁冈，攻打了安福县城后，各县的团组织才得以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

同年9月，边界共青团组织以顽强而惊人的生命力再次蓬勃发展起来，并向更广泛的地域延续，公开征召共青团员。“年龄在十四岁以上二十三岁以下，忠实勇敢、思想正确者。”到1930年2月，宁冈、永新、莲花三县普遍建立了团的基层组织，宁冈团支部有15至21个，750多名团员；永新团县委辖13个区委，100多个支部，3000多名团员；莲花县委辖5个区委，50多个支部，500多名团员。

井冈山斗争时期，共青团坚持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群众路线，在广大群众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以人民的利益为己任，以党的宗旨为指导，用行动凝聚边界各县群众，既保证了服从党的绝对领导，又保持了团组织的独立性，发挥了团员青年的特殊作用，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党组织输送了大批优秀年轻干部，储备了党的后备干部队伍，探索出一条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的宝贵的工作方法。

“党有号召，团有行动。”新时代井冈山团员青年在党的领导和感召下同心勠力，勇于担当，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以党建带团建，将团建置于党的基层组织配套建设中，按照党建总体目标安排布置，落实团建目标，筑牢思想根基，充分展现井冈山青年风貌和青春向党的涵义。他们接过了先辈们交予的重担，以全新的思维和不竭的动力把对井冈山精神的理解和热爱，镌刻在骨子里，践行在每一项工作中，成为党领导下的战斗堡垒、成为井冈山精神的播种机，更成为乡村振兴的创业先锋。他们立足于红土地，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奋斗不止。

习近平总书记曾寄语青年：“对想做爱做的事要敢试敢为，努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把理想变为现实。”

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综合素质，是一个国家发展活力所在，也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100年栉风沐雨，实践证明，共青团是党和人民事业的生力军和突击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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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辑｜浙江传媒学院 牟宇涵

编　　辑丨陈虞文

校　　对丨骆丞承

校　　审丨孙小千

值班编委丨钟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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