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

百家 作者:董毅智 2017-11-28 07:05:12


/易富贤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人口学者

原刊国务院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报告

 

从历史看人口数据的神圣性

 

人口是国家的根本,人口数据是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国防、外交等各项决策的基础,因此获得准确的人口数据是治国者的首宗大事。西周有“司民”之官小司寇,“掌登万民之数”,在每年孟冬之月祀司民星,“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以图国用而进退之。”也就是说,小司寇准确地统计人口数据,神圣地进献给国王,王行拜礼而后接受,据以计划国家开支的增减。可见,人口数据被赋予了极为神圣的意义。

 

商鞅认为如果不知道准确的人口数据,“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因此秦国的户籍法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荀子也认为:“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无制数度量则国贫”。

 

但是由于人口数据与各种利益捆绑,人口统计造假自古就存在。商鞅规定对人口数据造假者处以“腰斩”,与“降敌同罚”。

 

元朝初年,进行了严格的人口统计,“不实者罪之”。但是忽必烈之后,再也没有进行较全面的人口统计了,本应成为国家税源、兵源、役源的人口和耕地,成了权贵的私产。

 

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为了避免“蹈胡元之弊”,派出军队赴各地统计人口和耕地;对统计造假者,罪在官者处斩,罪在民者充军。但到明朝中期,人口和耕地“无一实数”,“天下额田已减强半”,不少地方“民间口之籍者,十漏六七”。财政入不敷出,社会矛盾激化,政权“将圮而未圮”。张居正重新丈量耕地,发现过去的隐田率高达40%

 

雍正年间取消人头税,才获得了准确的人口数;但是由于强化了耕地与税赋的联系,又导致了耕地隐报20%。人口从1734年的9000多万(16-60岁男丁2735万)增至1741年的14341万人,说明1734年人口隐报率极高。

 

现在没有人头税,隐瞒人口无利可图(超生例外,但占总人口比例很低),而虚报人口不但个人获利(上学、买房、低保、扶贫款、退休金、城乡福利),地方政府也可获得更多的教育和医疗经费、扶贫和转移支付款等,并在争取铁路、高速公路立项等方面增加筹码。尤其是计生部门通过虚报人数继续计划生育。

 

1991-2000年,中国出生了多少人

 

1990年、2000年中国普查的各年龄数据是普查表加军人;2010年是普查表加军人,并将另外461万人年龄不明人口依比例补入。1990年普查、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以下简称《展望》)的时点是71日;而2000年、2010年普查的时点是111日,为了便于比较,将各年龄数据调整到71日。

 

2016年的中国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迁出。净迁出数姑且采纳2017年版《展望》的数据,1991-2016年共760万人。

 

1990年中国人口普查显示总人口为113368万人,笔者比较19900-9岁和2000年普查10-19岁人口,认为1990年普查低龄组存在一些漏报,实际总人口应为114403万人;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为114333万人;联合国2008年版、2010年版《展望》也公布为114209万人、114520万人。可见对1990年中国人口数争议不大。

 

1990年普查的10岁以上人口是1980年之前出生的,是不存在漏报的,也与1982年普查相应年龄组人口一致;但是2017年版《展望》却将1990年总人口调高到117245万人,其12-31岁人口数也比1990年普查多出1517万人,可见,2017年版《展望》的人口总数是不符合逻辑的。

 

1991-2016年的死亡人数,国家统计局公布为22529万人,2008年版、2010年版、2017年版《展望》则分别公布为23381万、23941万人、22411万人。实际死亡数应比统计局公布的更多,因为存在死亡未销户口现象。根据经济和医疗水平判断,中国大陆的预期寿命应该滞后台湾19-20年,那么1991-2016年应该死亡约23429万人。可见,死亡人数争议也不大。

 

争议最大的1991-2016年的出生人数,国家统计局、2017年版《展望》公布为46628万人、46257万人。国务院《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在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加强人口中长期预测”。但是几十年来,联合国、中国国家计生委、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并非立足“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基础上”。比如2000年普查的生育率只有1.2201379万人;但是联合国和中国国家计生委将生育率修改为1.8,国家统计局公布2000年出生了1771万人。2000年的0岁人口到2010年是10岁,到2014年读初三,到2015年是15岁,都不存在漏报了。2010年普查、2010年公安户籍载明的10岁人口分别只有1445万人、1438万人;2014年初三在校生只有1426万人,由于毛入学率(在校生数占相应学龄总人数的比例)为104%,那么14岁实际只有1371万人;2015年“小普查”15岁只有1357万人。可见,2000年普查的0岁人口误差不大。

 

同样,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180岁人口1379万人;但是联合国和国家卫计委将生育率修改为1.63,国家统计局公布出生了1592万人。

 

联合国也在不断地“纠错”,比如2008年版、2010年版《展望》都认为中国1996-2000年的生育率为1.8,但是2017年版却改为1.512008年版认为2001-2005年的生育率为1.8,但2010年版却改为1.702017年版改为1.55,但仍然比抽样调查的1.39要高。可见,联合国在处理中国人口数据上是非常“任性”的。

 

先比较一下1991-2000年的出生数,统计公报、2017年版《展望》公布为20471万人、19302万人;但是用普查和抽样调查的生育率推算只出生了17177万人。2000年普查0-9岁也只有16333万人;2010年普查、户籍10-19岁分别只有18040万人、16993万人;2015年户籍15-24岁只有17190万人。其实1990年以后的普查、户籍还存在重报,比如根据1990年的年龄结构,用存活率推算,201020岁以上人口还存活96290万人;但是2010年户籍的20岁以上人口为103872万人,说明重报了7.87%。扣除各套数据的重报,再用存活率推算到出生年份的人数,见表1

 


 

 

将后面这5套数据平均,应该接近事实,那么1991-2000年出生了17333万人,其中20001384万人(生育率为1.32)。

 

2001-2016年中国出生了多少人

 

中国统计公报、2017年版《展望》公布2001-2010年共出生了16151万、16577万人,是参照小学招生数统计的。其实用小学招生数修正出生数是极不准确的。中国是6岁上小学,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接近100%,教育经费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现在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学校和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机虚报学生数;随着年级的增加,在校生不断缩水。比如2007-2009年小学招生5070万人,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1-2003年出生4948万人相当;但是2015年初一、二、三年级只有4270万人,初中毛入学率为104%,意味着12-14岁实际人数只有4105万人。可见,参考小学招生确定的出生人数存在20%以上的水分。那么2001-2010年实际出生人数只有大约13400万人。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公布2001-2010年只活产了11941万人。活产数包括住院分娩和非住院分娩。比如2001年共活产了1069万人,住院分娩率(“住院率”)为76.0%,那么住院、非住院活产数分别为812万人、257万人;假设非住院活产数只登记了50%,那么“调整”后的2001年实际活产数为1326万人,2001-2010合计活产13377万人。

 

2015年“小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050岁人口只有1100万人;但是联合国和国家卫计委将生育率修改为1.60,国家统计局公布出生了1655万人,比《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所公布的活产1454万人多出了201万人,意味着这201万人并非“生”出来的,而是从天而降的。

 

2008年之前,活产数还没有什么水分,因为农村生孩子是自费的。但是2008年之后活产数也存在大量水分了,原因有四:首先,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在2008年开始覆盖全国,人均补助标准由2008年的每人每年80元提高到2017年的450元,基层政府、医院、个人有强大的动力虚报分娩数。其次,流动人口子女在现居住地出生的比例由2010年的27.5%上升到2014年的56.6%,流动人口在常住地生孩子后,在原籍再“生”一次以便获得各项福利。再次,近年取消低龄组上户限制,家长乘机虚报新生儿以获得多个户口。最后,2013年卫生部和计生委合并为卫计委之后,活产数据受计生系统影响,以“符合预期”。因此,2010年、2015年活产1422万人、1454万人是有一些水分的。

 

中国所有人都可以合法生一个孩子,不存在漏报,一孩生育率与生育政策无关,而是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在没有政策限制下,一孩生育率是与总和生育率平行变化的。以台湾地区为例,1980-2015年二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95,其中1980-2010年二者是平行下降,2010年后出台鼓励生育率政策,二者又平行回升。

 

中国香港1981-2015年、新加坡1974-2015年、韩国1983-2015年的一孩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也是直线正相关的,相关系数高达0.950.960.95

 

人口普查和2015年“小普查”显示,中国1989年、2000年、2010年、2015年的一孩生育率分别为1.0090.8670.7280.556,直线下降,R值高达-0.98。一方面是因为如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一样,社会经济发展自发地推动一孩生育率下降;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大陆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不但形成了文化惯性,而且形成了经济惯性。

 

2010年中国大陆人口普查的一孩生育率只有0.728,用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的一孩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的线性公式推测,即便没有生育限制,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6左右。那么在独生子女政策下,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可能达到联合国和中国计生委所认定的1.63,而只能达到1.30左右。

 

2015年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的一孩生育率分别为0.600.650.600.63,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181.201.241.24。中国大陆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一孩生育率分别为1.050.562,如此低的一孩生育率,意味着即便没有生育限制,总和生育率也达不到1.2;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生育率不可能达到联合国和国家卫计委所宣称的1.6,只能达到1.10左右。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6年比2015年多出生7.9%;那么将2015年“小普查”的育龄妇女年龄平移,计算2016年的生育率约为1.15,只出生1200万人左右。但是国家统计局却公布2016年出生了1786万人;国家卫计委更是公布2016年活产了1846万人,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7以上。

 

20162+孩出生占比为45%,意味着2+孩子只是一孩的81.8%;即便一孩生育率从2015年的0.556上升到0.66(可能性小),那么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202016年的总和生育率要达到国家卫计委所宣称的1.7以上,意味着一孩生育率应在0.935以上(1994年的水平),这是不符合人口变化规律的。

 

假设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000年的1.32线性降至2010年的1.302015年的1.102016年的生育率为1.15,那么2001-2010年只出生了13345万人(与用教育、活产数据推测的出生数一致),2011-2016年出生7109万人,加上上述1991-2000年出生的17333万人,1991-2016年合计出生37787万人。

 

结论:2016年中国只有12.8亿人

 

2016年的中国总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迁出=114403+37787-23429-760=128001万人,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38271万人少了1亿人口。

 

人口统计水分除了会延误人口政策调整外,还将动摇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国防、外交等各项决策的基础。比如说,国家卫计委宣称全面二孩生育率将上升到2.1,能拉动0.5%的经济增长率,足以遏止经济下行;但是实际生育率难以反弹到1.3,无力遏止经济下行。

 

依据本文,2035年的20-44岁黄金年龄劳动力、2034年的18-21岁高中年龄人口、2033年的17-19岁男性兵龄人口将只有3.50亿人、4479万人、1762万人,而依据统计公报,则分别还有4.28亿人、6658万人、2694万人,这种人口误差对经济、教育和国防的影响有多大?

 

中国实施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尤其是1990年开始推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生育率从1990年的2.3跳跃性降至2000年的1.22,奠定了2012年后经济下行和今后长期衰退的人口学基础。但是一些学者采纳统计公报的人口数据,预测经济还可以继续高速增长几十年,认为经济下行是因为经济决策失误。

 

1980年、2016年、2030年、2050年中国的中位年龄分别为22岁、39岁、46岁、56岁,而印度分别只有20岁、27岁、32岁、40岁,美国则分别为30岁、38岁、40岁、44岁。过去中国的经济活力高于美国,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不断缩小,但今后中国的经济活力将远低于美国,应该适当进行战略收缩。而一些学者依据统计公报的人口数据,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很快超过美国,今后将是美国的3倍,建议进行战略扩张。

 

当然,由于中国人口基础数据混乱,笔者在本文中只是进行符合逻辑的分析,而不可能很精确地还原人口数据。20178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提出,要严惩统计造假。笔者建议动员国家力量,还原真实的人口数据,以便及时调整人口政策,让国家的各项决策建立在真实的人口数据基础上。




董毅智

 

专业互联网(EC/TMT)、投资金融(PE/VC)律师,风险控制专家。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浦东国际金融学会会员、法律自媒体人腾讯、新浪、搜狐、网易、凤凰、和讯、金融时报、财经国家周刊、法人、创业邦、品途网、虎嗅网、艾瑞网、雷锋网、极客网、TechWeb、钛媒体、百度等多家机构特约撰稿人专栏作者、创业导师,有百篇文章在相关媒体刊登及接受专访。著作有《互联网+产业风口》、《Uber 开启“共享经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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