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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请别再说谎！

百家作者：CSDN 2019-12-27 04:37:44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便利，但是网络是把双刃剑，在享受优质服务的模式下，用户的在线行为被跟踪下来，其信息被卖给广告商。人们在网上花费的时间越多，公司挣到的钱就越多，因此人们的注意力被不断地吸引到屏幕上，被监控，然后变成金钱。长久更迭，每个主要的社交媒体上都充斥者大量的假信息，如何让互联网不再说谎也成为目前行业中亟需解决的难题，而为我们又该怎么做？

作者 |?Ethan Zuckerman

译者 |?弯月，责编 | 屠敏

出品 | CSDN（ID：CSDNnews）

以下为译文：

历史上有那么短暂的几年，一场技术革命撼动了全世界。各种新业务风起云涌，财富转瞬即逝，新闻报道的方式被重新定义，话题领袖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我们很难说这是好是坏。这段时间就是1912年-1927年，而这场技术革命就是广播技术。

无线电最初就是静电脉冲，用于远距离传输点和线。早在1900年，人们就尝试过利用电波来传输声音，但我们现在司空见惯的、使用AM接收器就能听到音乐和声音的无线电，直到1912年才进入实用阶段。世界上有多个团队分别发现了真空三极管的放大作用。随后的几年，有三个国家——美国、英国和苏联使用该项技术各自开发了各自型号的无线电。

在美国，最初无线电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不到十年的功夫，全美架设了500多个无线电广播站，人们纷纷尝试这种新媒体的应用。有些广播站是由无线电制造商设立的，他们的目的是为了销售他们的无线电接收器；还有一些属于报纸、酒店或其他行业，他们觉得可以利用无线电来宣传他们的核心产品。但是有40%的广播站是非商业的，它们属于教堂、地区政府、大学和无线电俱乐部。这些广播站探索了无线电在科技、市政和宗教方面的应用。到了1926年，美国广播公司设立了国家广播公司（NBC），紧接着1927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成立。每个公司都由互相连接的广播站形成的网络组成，这些广播站负责发送本地和全国的广告商提供的本地和全国性的内容。这些广播站迅速成为了主流，非商业广播者出局了。

在苏联，意识形态阻止了商业广播的发展，国家控制的广播迅速崛起。苏联的领导人认识到，在一个主要人口都是农民的国家内，广播是一种统一政治思想的有力工具。广播与工业化齐头并进：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和农民们走进了工厂和联合农场，他们见识到了工厂墙壁和农场杆子上的大喇叭里的广播。后来还出现了私人广播，即所谓的“有线广播”——用电线连着的喇叭，仅提供一个频道的音频，这种广播几乎连接了全苏联的每栋大楼。

英国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避免了疯狂发展的商业化，也没有走中央政府控制的路。在英国，只有一个公共实体：英国广播公司（BBC）拿到了在全国范围内广播内容的执照。BBC除了拥有垄断之外，还有自己的盈利方式。在英国销售的每一台无线电接收机都需要每年购买授权，授权费的一部分用来给BBC提供资金。BBC的第一任总监 John Reith 是一位信奉加尔文主义的部长的儿子，因此他的领导风格也近乎宗教。Charlotte Higgins 在2015年出版的《This New Noise》一书中写到，John Reith 认为，BBC的使命是成为英国公民的“引路者、哲学家和朋友”。在Reith的领导下，BBC成了这个统领全世界的帝国的喉舌，其近乎无聊的道德主义也造就了BBC在社会上的保守和傲慢的风格。但是BBC的成就在于其发明了公共服务媒体。1926年，一次全国性的罢工使得全英国的报纸瘫痪，而当时被视为独立媒体的BBC肩负起了为政府和反对派领导人提供广播服务的重任，从而赢得了新人。在随后的几十年内，BBC建立起了庞大的国际新闻收集和发布网络，成为全世界最可靠的信息源之一。

这些发展模式及其背后的社会环境为我们提供了思路，帮助我们思考另一次技术革命——商业互联网的兴起。在互联网发明30年后，全球互联网模式的缺点越来越明显。一位学者、社会活动家 Shoshana Zuboff 称这种模式为“监控资本主义”，在这种模式下，用户的在线行为被跟踪下来，其信息被卖给广告商。人们在网上花费的时间越多，公司挣到的钱就越多，因此人们的注意力被不断地吸引到屏幕上，被监控，然后变成金钱。Facebook 和其他公司是数据收集技术的先驱者，他们根据消费者的习惯和偏好，将广告精准地投放到每个人。而这种模式有一个想不到的副作用：它将社交媒体网络变成了非常流行、甚至是非常让人上瘾的信息源，上面流动着各种不受管制的信息，这些信息很容易被人当作武器。不论是由政治动机的个人，还是唯利是图的宣传者，甚至是俄罗斯政府，都可以轻易地驾驭社交平台，来传播危险和虚假的消息。现在，每个主要的社交媒体上都充斥者大量的假信息。

为了应对大规模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脆弱和病态，一些社会活动如“Time Well Spent”等尝试纠正技术行业的领导人和投资人，以支持他们所称的“人道技术”。没错，技术应当服务于人道，而不应该威胁人道。但面对如此巨大的问题，我们难道不应该采取更有创意、更有野心的行动吗？就像是当年的广播一样？广播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公共服务媒体，直到今天它依然存活。针对公共服务媒体的新行动应该去直面今日互联网中的冗余和失败。

现在这个可视化的互联网由 Tim Berners-Lee 于 1989年创建。很多人认为，互联网的成长离不开硅谷风险资本贪婪的本性。目前流行的说法是，现在的互联网最适合强大资本支撑的分类垄断者提供全球性的服务：亚马逊的购物，Google 的搜索，以及 Facebook 的社交媒体。这些公司为其创始人和早期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他们的“监控资本主义”商业模式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危害。我们在讨论YouTube是否对观看者实施种族主义，Facebook 是否在传播假信息，Twitter 是否在故意淡化政治对话时，也应当考虑，我们是否使用了正确的商业模式来建立现代互联网。

就像广播一样，现在的互联网并非必然结果。从全球来看，我们至少能看到两种其他可能性。一种是中国，它的商业模式混合了美国互联网的无限制商业化和紧密的政府监控。其结果跟苏联的广播却不太一样，微信和微博上有关政治的讨论依然很活跃，但仅限于那些政府允许的内容。（俄罗斯的互联网也是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系统，LiveJournal、VKontakte 等现在都由亲普京的寡头政治执行者们控制。）

另一种可能的模式就是公共服务媒体。最著名的就是维基百科，它是全世界访问量最大的前十大网站之一。维基百科的母公司 Wikimedia 2018年度预算大约为8千万美元，但这只有 Facebook 当年预算的0.25%。Wikimedia 几乎所有的钱都来自于捐赠，来自上百万小型的捐赠，而不是大型的捐赠。此外，Wikimedia 模式的成功还离不开大量贡献者、编辑者和管理者无私奉献的数百万个小时的工作。

但是，维基百科的成功很难扩展到百科全书之外。例如，一个由贡献者驱动的、可编辑的每日新闻网站 Wikinews，经常会与比它大很多的维基百科竞争，许多头条新闻在进入 Wikimedia 编辑室之前就出现在了维基百科上。Wikibooks 的使命是创建开源的教科书，Wikidata 用于托管开源数据库，尽管这两者都比 Wikinews 更成功，但都没能像维基百科那样统治各自的领域。在全世界前一百个网站中，维基百科是唯一的非商业网站。如果现代互联网是一座城市，那么维基百科就是城市中唯一的公园，其他公共区域都是购物中心——尽管面向所有人开放，但你必须遵守它们的规则和商业逻辑。

多年来，教师们一直在警告学生们不要引用维基百科，因为上面的信息并非来自权威机构，可能出自任何人之手。换句话说，上面的信息可能是错误的。但过去十年却发生了非常奇怪的事情：维基百科获得共识的方法允许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互相修改对方的文字，直到达到一个“中立的观点"，事实证明这种方法非常可靠。2018年，YouTube 在为一些有争议的视频寻找中立信息时，就把维基百科作为信息来源。过去十年内，维基百科从不可靠的笑话变成了最可信的信息来源之一。

尽管像维基百科这种公共服务媒体不得不与越来越复杂的商业公司竞争，但是公共服务媒体的确填补了很大一片空白。1961年，刚刚担任联邦通信委员长的 Newt Minow 尝试着观看一整天国家广播协会的无聊节目。他说：“我可以保证，你看到的只是一大片荒漠。”然而 Minow 及其继任者们并没有简单地限制娱乐内容，而是努力填充教育、新闻和市政方面内容的空白，因为市场对于这些内容的需求不大。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PBS、NPR等公共服务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给美国公众带来了 Sesame Street、All Things Considered等优质节目。?

公共信息网站能够让我们想象迄今为止还不存在的一种服务。因为这种服务在商业上是不可行的，但也许它应该存在，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所有公民。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极富创意的工具，给我们带来娱乐，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并卖给广告商，但在教育、拓宽视野以及发声方面的创意却寥寥无几。数字出版服务媒体也许能用教育材料和正确的新闻来填补虚假消息造成的空白。

最近，川普总统引用了一篇被许多人诟病的文献来声称 Google 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操纵了搜索结果，偏向希拉里·克林顿。尽管川普的说法是错误的（尽管如此，他的说法在Twitter上也被大量关注者传播，这也表明了社交媒体的不可信），但这种说法背后却有一些令人不舒服的事实。Facebook 在2013年进行的研究表明，通过平台来控制选举结果实际上是可行的。只需告知 Facebook 用户有6个朋友投了票，那么他们投票的可能性就比没有看过朋友投票的用户高0.39%。尽管效果微乎其微，但哈佛的一名法学教授 Jonathan Zittrain 观察到，即使这种非常微小的推动作用也能影响到选举结果：Facebook 可以选择性地影响一部分投票者。选举结果也可以由 Facebook 和 Google 两者共同推动，只要他们抑制对某个候选人有害的信息，或者推广对其他候选人有益的信息即可。

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这种操作甚至比俄罗斯假新闻事件更难以检测，因为证据不仅需要包括虚假的文章，还需要找出展示给数百万用户的文章排名中的微小差异。更糟糕的是，即使为了判断是否有人操纵，对系统进行审计本身也是非法的。数字媒体和信息学教授 Christian Sandvig 和他的学术团队目前在起诉美国司法部，要求提供针对网络平台进行种族歧视调查的权利，因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收到了《计算机伪造和滥用法案》的管辖，如果他们对 Facebook、Google 之类的系统进行“授权之外的访问”，就有可能被定罪。

防止 Google 控制总统选举的方法之一就是允许学术界或政府部门正常地审查搜索引擎。另一个方法就是创立自带审查的公共搜索引擎。这个想法也并不是无稽之谈。从2005年-2013年，法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推行一个名为 Quaero 的项目，这是一个多媒体搜索引擎，设计目标是索引欧洲的文化遗产。该项目在对 Google 造成威胁之前就夭折了，但如果该项目继续下去的话，欧盟的法律就会要求它拥有更高的透明度。2015年，Wikimedia 开始计划一个新的搜索引擎：Wikimedia Knowledge Engine，来与 Wolfram Alpha 和 Siri 竞争，这两者都是数据驱动事实分析查询系统。该项目的设计目标的关键就是可审计性。（该项目最终被放弃了，因为它与 Wikimedia 的社区产生了纠纷。）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更透明的搜索引擎，比如，能够提供更多信息来解释为何某个结果显示的更靠前，同时提供一种申诉排名的途径。但是，尽管想象很容易，但这种服务永远不可能由商业公司创造出来。

考虑一下社交媒体。研究表明，社交平台可能会增加政治分歧两极分化，加强社会纽带，导致我们更加焦虑、更加消沉。Facebook 创造的“回音壁“和“过滤泡”功能就饱受诟病，因为人们只能看到加强偏见的内容，有时这些内容甚至是不准确的。由此导致的虚假信息，是其盈利模式导致的问题的一部分。原因是，平台会优化人们的“参与度”，而参与度由人们在网站上消耗的时间和与内容的交互行为来衡量，所以公司并不愿意为用户提供困难、让人不舒服的内容。假消息传播如此迅速的原因就是人们愿意分享这些虚假消息。能够提供最大参与度的文章，也就是 Facebook 用来引导人们注意力的文章，正是那些加强人们偏见、诱发情感反应的文章，而这与文章本身准确与否没有关系。

如果用另一种方式来设计社交网络会怎样？例如，鼓励分享互相的理解，而不是分享虚假消息？如果该社交网络鼓励你与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交流，或者与持有完全不同生活经验的人们交流呢？想像一下，如果这个社交网络的设计目标是促进某个城市的选民在投票之前讨论公共账单、公共计划等，或者鼓励新移民参与政党等。这个社交网络不会去单纯优化参与度，而是用新连接、持续讨论、改变的意见等数字来衡量成功与否。那么，这种社交网络就更容易抵御虚假信息，因为虚假信息传播所需的行为，即对低质量信息不加批判地分享，在这种网络中不会被鼓励。

那么，构建这种社交网络的阻力是什么？很明显，第一，这种社交网络不适合商业化；第二，很难得到广泛应用。第一条几乎肯定正确，但这正是公共服务模式存在的原因，即用来平衡市场的失败之处。

第二条更为复杂。在2019年的今天，建立这种新型社交网络的最大的两个障碍，一是 Facebook，第二……还是 Facebook。想把用户从已经习惯的平台上拉出来很难；即使新的社交网络收获了一些用户，那么很可能会被 Facebook 收购。也许可以借助必须的互操作性。目前，社交网络会竞争用户的注意力，要求你在手机上安装某个软件才能使用。但就像Web浏览器可以让你在同一架构下浏览任何网站一样，互操作性意味着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社交媒体浏览器，将已有的社交媒体和新的社交媒体放在同一个架构下。

问题并不是公共社交媒体是否可行，而是我们是否真的需要。问题是，我们想用它来做什么。首先，我们需要想象，数字社交对于社会是有益的，而不是有腐蚀性的。我们早已习惯了社交媒体上的意见影响自身的主见，我们甚至根本不会考虑应该构建一个新的社交媒体来强化社会。我们需要一波想象力和构建工具方面的创新，其目的不是把人们当作消费者，捕获人们的注意力，而是建立公民之间的联系和分享信息。

原文：https://www.cjr.org/special_report/building-honest-internet-public-interest.php

作者：Ethan Zuckerman，麻省理工学院公民媒体中心主任，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实践副教授。《数字世界》（2013年）的作者，媒体分析平台MediaCloud.org的合伙创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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